黃建新的CEO式監製方法論：放大導演IP價值
與年輕化的電影語境碰撞，對當下電影環境的思考，經歷過90年代的中國電影商業變革，目睹國好萊塢電影地中國市場的衝擊，以及中國電影人在這種局面下的陣痛與轉型。
提到黃建新，今日的年輕人腦子裏大多蹦出的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兩部“國字號”大片，黃建新是導演。
我們不妨把時間的指針往回撥，其實黃建新在31歲的時候，就曾拍出過《黑炮事件》這樣具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諷刺喜劇電影，他調侃體制，對歷史變革中知識分子的無奈精準呈現，當年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先鋒導演。
拍主旋律，黃建新被很多人看做是“被招安了”，但他自己卻説，“如果表達的限制還在，那我寧可先放一放做點別的”，他口中的這個“別的”，便是後來駕於其電影影響力之上的“監製”身份。
當第五代導演們這些年經歷着作者風格與市場表達的多重困惑，感受着創作意圖與審查範疇的不斷拉扯時，作為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的黃建新卻另闢蹊徑——成為了中國電影圈的金牌監製。
他的監製履歷表裏，不僅有馮小剛，陳凱歌這些內地大導演，也有陳可辛，張之亮，爾冬升，徐克，羅永昌，馬偉豪這些香港導演，更有跨國合作《木乃伊3》，甚至昆汀·塔倫蒂諾2002年來華拍攝的《殺死比爾2》中，黃建新也作為中方監製參與了中國戲份的拍攝。在今年賀歲檔中，由黃建新監製，徐克執導的《智取威虎山》還拿下了8.81億的票房。
馮小剛説，黃建新是中國最好的監製之一，張之亮也説，大家都喜歡跟黃建新聊天，他懂的多，又好溝通。近日，時光網記者也有機會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與幾位媒體同仁一起採訪到這位金牌監製，聽他聊聊他的監製方法論。
如今的黃建新，已經開始了與網生代導演的合作步伐，他即將為叫獸易小星保駕護航，監製其執導的熱門網劇《萬萬沒想到》大電影。與年輕化的電影語境碰撞，對當下電影環境的思考，經歷過90年代的中國電影商業變革，目睹國好萊塢電影地中國市場的衝擊，以及中國電影人在這種局面下的陣痛與轉型，黃建新的回憶裏有太多故事。
▌從先鋒導演到國字號大導
“表達的限制還在，就先放一放”
記者：你早在1985年時，就拍過《黑炮事件》這樣對時代有衝擊性的諷刺喜劇電影，為什麼後來忽然迴歸主旋律，變成了“國字號”導演？
黃建新：《黑炮事件》當時在中國大陸爭議非常大，那時候大陸、台灣有新浪潮電影推動，大概有十年時間，我在全世界電影節轉。後來，大陸市場大了，我們經歷了整體的電影市場轉型，跟好萊塢競爭，如果我們沒有主流電影，就會被滅掉。電影人開始轉向主流市場工業概念的締造過程，這犧牲了很多人，因為我們都不熟悉，都在努力學習、改變、參與，中間跟我一同進來做的人，很多半路上犧牲了，為我們鋪路了。如果看過我的作品就知道，我的尖鋭都還在，但如果表達的限制還在，我會選擇先放一放，去幫助其他導演去做監製，也是挺好的。
記者：你去年監製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創造了口碑與票房的巨大成功，這種老題材的市場新生，給你什麼啓發？
黃建新：大陸電影終於從馮小剛創全國記錄的3300萬票房到13億票房，越來越多的電影很容易超過5億票房。去年，本土電影，包括香港、台灣、大陸，佔了中國電影市場份額將近60%，好萊塢和全世界電影占30%左右。在這過程中，我參加了很多大電影，像《智取威虎山》，徐克導演我做監製，將近9億票房。讓我回到電影最初的狀態，最初我們想幹嘛就幹嘛，電影可以把我心裏的那點事帶出來。
記者：你本身有導演思維，也有監製意識，你怎麼看這兩個身份在你身上的交織和碰撞？
黃建新：我身上這兩個東西，一個是電影職業人的概念，一個是藝術家的概念，這是兩個概念。像主流市場的電影，它是一個消費型電影，它的情感是需要大多數人的消費過程，這樣的電影其實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從眾心理的系統，要大多數人在這個系統的框架內。文藝電影，體驗性的電影實際上是創作者的生命、心靈、文化，包括他的生命中各種東西的所見所聞所遇所經歷的事情的一個綜合體驗。主流市場電影不是這樣，一個題材，更多在意的是，它適不適合最多的人觀看，它的類型和系統是什麼樣的。比如《智取威虎山》是英雄的故事，其實英雄情結在男孩子身上從小到大都是夢想，所以這是有大量的基礎，這就是好萊塢跟歐洲的電影，比如《007》，就是好萊塢很多電影的雛形。
▌黃建新的CEO式監製方法論
?①管成本②擋住投資人③放大導演IP價值
記者：監製的角色是找平衡，但有的導演不太喜歡一個強勢的監製，你給這麼多導演做過監製，你的方法論是什麼？
黃建新：電影是一次投資行為，我比喻監製是一個CEO，任何一個電影一家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因為電影是一個巨大風險的投資，如果好的項目都留着，壞的項目給別人，別人也不幹，一個好的項目基本都是十個公司、八個公司在分擔，所以你賺錢的時候要分擔給別人，賠錢的時候別人才會幫你分擔。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就需要有一個像CEO的人來平衡、來管控成本，首先是成本，否則一切計劃都沒法計算了。
記者：具體到創作上呢？會去給導演一些什麼幫助嗎？
黃建新：最大的幫助就是擋住投資方，不讓他們去幹涉導演的創作。不允許十個投資人每人都對導演發號施令，我要把這些人攔住。大部分監製在電影的內容上也是相對的內行，電影的監製一定得是內行，而不能是行政人員，所以我會經過篩選，把投資方建議中有用的東西綜合以後告訴導演。如果十個公司你説這個、他説那個，那導演沒法幹了。所以監製的第二個工作，實際上是擋住所有的閒言碎語，使它變成聚合的力量。
記者：這幾年大家都在談IP，實際上，導演才是這個行業裏最有價值的IP，作為監製，是不是也需要去幫助導演不斷放大他的IP價值？
黃建新：監製從內心深處知道，商業公司對導演的IP的重視程度，是大於藝術片對導演的IP重視程度的。任何一個商業導演，你會發現，他突然在全世界變成家喻户曉的導演的時候，都是無數的公司在放大這個IP。明星也是這樣。相對的，文藝片因為它是獨立創作系統，投資公司説給他幾百萬，賺了可以，賠了也無所謂，這樣就到了一個個體的角度，所以商業電影對IP的重視程度一定大於藝術電影。我這麼多年的經歷，跟美國人合作也好、跟韓國人合作也好、跟日本人合作也好、跟國內的大公司合作也好，就慢慢發現，對IP最重視的範圍是主流市場。
記者：拍《智取威虎山》這樣的紅色老題材，是不是也是你對徐克IP的信心？
黃建新：為什麼一定要讓徐克拍《智取威虎山》，是因為知道他的能力和他的IP才有可能使這個電影成功。所以監製就是在這裏頭要跟製片人斡旋。比如，拍打虎上山這場戲非常貴，將近一千萬，投資商希望我們減低成本，但是威虎山征服觀眾的是什麼？就是這個！我的任務就是説服投資者，你不要管，我們在主成本里去調節，所以我們堅決地，就這一場戲壓了一千萬，結果證明我們的判斷是對的，監製有很多的方法去控制成本。
記者：這麼多年監製了很多戲，現在你開始監製網生代電影《萬萬沒想到》，它讓你回想起之前監製的哪個片子？
黃建新：跟以前監製的其他電影不同的地方是，這個電影已經有它自己獨有的成功模式存在，這個東西是絕對不能丟的，這是這部戲成功的基礎保證。我們需要做的是，對電影能夠增色什麼，瞭解粉絲對這部電影的心態是什麼。目前我跟導演叫獸易小星一直在討論，我們倆都喜歡提匠人和職業人，職業人最好的特徵就是，在一個系統裏，他會按職業標準去做工作，而不會把個性駕於工業產品的生產之上，這樣才能保證在導演的思維之下去完成一個東西，特別是新導演，新導演面臨的監製如果是一堆大師的時候，假設這些大師又都是藝術家，那這個新導演就沒法幹了，所以我們強調的職業精神就是，電影只能有一箇中心、一個主題，所有的技術保證都要在這個前期務虛的過程中解決掉。我在監製的角度就是跟這些人在一起，調整好所有的創作風險，用這些力量幫助這部電影。
▌50後怎麼看新生代導演
?“人最怕就是不能獲得新感覺”
記者：你之前監製的電影是跟成熟導演，像徐克、陳可辛等，現在都是在給80後，90後新導演做監製，跟年輕人思想碰撞感覺怎麼樣？
黃建新：我最早做監製都是新導演，《上學路上》、《電影往事》。現在跟叫獸易小星的合作，又回到我跟青年導演這個熟悉的過程中來，對我來説沒什麼太大的障礙和原則，很自然。
記者：《萬萬沒想到》它是全新的網絡體系，對你來説有新鮮感嗎？
黃建新：沒有系統，很特別，這是我感興趣的地方。因為我是導演出身，對很多新鮮東西有極強的好奇心。跟團隊合作時，感受到時代語境的變化，感受到一代人的節奏感。語境是很簡單的，就像大家在網絡上溝通，能意會，會笑，隔代人聽不懂。我跟年輕人合作，首先得用導演的思維跟他們碰撞，監製的思維有大管理系統在支撐我的工作。跟導演的合作一定要用創作的思維討論，討論後用監製的方法，使這個東西管理上科學化，保證在投資裏可以獲得最大的技術支持，完成他的想象力。電影製作過程是完成導演腦子裏的事，有攝影師、美術師、系統設計、錄音系統、音樂等，觀眾看到的是一個綜合體。實際上電影是一個所有人的智慧疊加的過程，職業監製是怎麼使疊加少出現錯誤，不敢説增加，因為增加是創造力的吻合，每個人都有很強的創造力，他們正巧吻合了，這是一個相加的過程，就會變成很好的電影，但這種機會極少。職業監製是要想盡辦法使疊加不要出現負能量。
記者：在跟叫獸易小星的溝通過程中，會有一些語境你不懂嗎？
黃建新：我們是在理性指導下工作，大家的經驗、判斷、分析能力都不會有問題。但人走到哪一步，固執就會出現，固執出現就會有衝突。我可能代表我熟悉的主流商業電影的觀眾，前提是不影響你最大的優點。如果我影響你，我進來就是錯誤的。如果我們總覺得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這就有問題。如果在探索和判斷，這都是沒問題的。
記者：現在電影行業也湧現出越來越多像叫獸這樣的新生代導演，你怎麼看他們？
黃建新：歷史永遠是一代人替換一代人，其實每一代人都是踩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上，歷史永遠是這樣，想擋都擋不住。所以如果你能視野開闊，你迷戀它，你肯付出，你就可以活得長遠，你就可以在創作的過程中，不停地得到一些新的啓發，對你的生命、價值會有新的感覺。人最怕就是不能獲得新感覺。所以他們來找我的時候，後來我去補課看了《萬萬沒想到》，完全是一代新的情感解釋方式，很有趣。
但是我打個比方，我們當年拍《十月圍城》的時候想用李宇春，因為李宇春當時紅遍大江南北，我們以為她的粉絲是可以轉換成觀眾的，但是到電影上映時發現離我們設想差距很大，發現這是兩撥人，比如網絡上有很多宅男宅女，他們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社交恐懼症，他們不願意出現在公眾場合，但是電影的觀賞，恰恰是公眾場合，所以有一部分人是轉換不到電影院的，電影就是在電影院開闢新的觀眾羣。常看電影的人會對電影有綜合性的要求，比方説對它的技術層面的要求、對演員的要求，這些跟網絡是有區別的。我希望跟叫獸合作的時候，我們能夠把這樣的視野開得更大，使這個電影到一個更高的平台，在創作的那部分我完全相信他，因為我跟他接觸很多次，他的創作力、他的表達方式都是新鮮的，新鮮感對電影是非常好的事情。
▌診脈中國電影市場
?“我們主流商業電影的輸出根本完成不了”
記者：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變化很大，尤其是近兩年網絡作品電影化，你覺得未來幾年，網絡作品能對傳統電影製作形成多大的衝擊？
黃建新：我覺得沒有衝擊，我進電影學院進修時，我們班有八個人，電視劇《渴望》的導演説，諸位在電影圈混不下去，請到電視劇來。80年代中期，電影開始往下走，很慘淡，特別是90年代初，中國電影有一年是9億多，已經到了這麼慘的程度。那時候因為文革，中國電影和世界電影之間完全中斷，語言系統和表現擴張到我們不熟悉，我們的東西被老化，觀眾不滿。那時候任何一個放港台片的錄像廳都可以打敗我們，當時的電影院都改咖啡廳、錄像廳，就不放電影。我的好朋友在新疆給我打電話，問我為什麼拍黑白片，我説這是彩色片啊！電影院的技術差到我的電影放出來沒顏色，我們的電影到了什麼程度？
《真實的謊言》應該是1994年播放，電影院突然出現排隊，觀眾不是不喜歡電影，只是你的電影不能滿足當時的觀眾，包括你講故事的方式、影像系統、表現力、聲音系統、感染力都不能滿足觀眾。這對中國電影人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同時也是一次點燃，覺得電影拍好是有可能的。有一堆人一直堅持拍電影，挺過來了，突然發現差異性是藝術活下來的根本。電影跟電視的習慣完全不同，電影觀看下來，是具有強制性的審美過程，電視是開着燈、吃飯、聊天的。在接受美學角度完全是兩個體系，這使電影活下來。
記者：説到美國電影，你怎麼看這之後中國電影市場對好萊塢完全開放後，會帶來的更大沖擊？
黃建新：美國電影在50年代經歷蕭條後有一次大增長，使它的電影推到全世界，吞掉很多地方的電影。中國電影從那時候開始復甦，開始引進、合拍，讓外國團隊進來，使中國電影格局發生變化。電影的訴説方式和內容都發生了變化，這對電影是一次拯救的過程。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慢慢進入主流市場。當時意識到，如果沒有主流市場電影，我們的電影是撐不下去的，前兩天我跟徐克開了一次會，全面開放也是我們倆的一個特別大的危機感，如果2017年後，我們的市場全面對美國片開放，我們只説商業主流市場啊，我們將會受到空前的壓力。就我們自身目前的工業水準還達不到跟美國主流市場電影相拼。我們慶幸的是，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完全不同，他沒法取代我們。
記者：你的言下之意是，那個時候，網絡作品，或者説跟中國觀眾有語境互通的網絡電影，反而會成為中國電影對抗好萊塢的優勢？
黃建新：網絡電影展示了所有最新或者最直接的生活體驗，它們所帶來的新鮮感，我們大銀幕電影發展，滿足不了網絡，所以要跳出來跨越。當中有成有敗，帶來很多關於電影的討論。關於網絡電影的合作，討論下來，如果轉到大電影的角度來看，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我跟好萊塢《蜘蛛俠》的監製是好朋友，他們看中國的電影原則上沒有區別。大電影的觀眾對電影有基礎要求，比如對明星、製作技術水準的要求，他們是一個標準。網民會忽略很多東西，內容在第一位。如果電影的內容很好，拍得很差還是不行的。關燈後會看到所有的細節，這個特徵是隻要你往大電影轉，都不能違背大電影的基本屬性，你不能完全靠網民的直接轉換。
記者：談到中美之間的PK，中國的錢到好萊塢收購公司，好萊塢近兩年面臨困境，需要中國的錢進入美國市場，你怎麼看中國和美國好萊塢之間的PK關係？
黃建新：在我們之前，日本早就做過跟美國公司的注入，日本人是大股東。實際上電影最後終究是創意產品的過程，這是資本控制不了的。在這個層面，我們一味説我們進了多少錢，意義不大。索尼直接把哥倫比亞六大公司買下來，我們誰做得到？美國人永遠都是跟你談產品、項目，比如我們在《木乃伊3》談判的過程中，有四個律師跟你談四個合同，沒有合同，項目不啓動，你感覺到後面有強大的系統支撐。我們的生產過程基本按工業方式來做，我們整個行業的工業概念和法律的文本契約概念建立不完整。中國目前的電影想出去比90年代難多了，我們主流市場變產品，我們還沒達到最好，主流商業電影的輸出根本完成不了。面對現實就在中國大陸這一塊市場。
記者：輸出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是什麼？
黃建新：首先，我們要有人類共通的價值觀，美國出來的電影都可以認可裏頭的主角。如果不是這個，出去都是彆彆扭扭的，普通觀眾無法接受。普通觀眾在用錢買一次心理消費過程時，你讓我哭，讓我哭的乾淨，讓我笑，讓我笑的痛快。要有一種情緒宣泄的過程，如果看的彆扭的話，市場上很難銷售。這是韓國電影的問題，韓國電影80%都是擰巴電影，所以文藝青年會説韓國電影好，甩中國電影幾條接。但他們的影片拿到主流商業電影中來，就不理想。這是韓國電影在主流市場出不去的原因。我們現在也是，我們商業電影裏還是不夠純粹，我們很難解決。我們在商業電影裏想表現的太多，我們沒法出去。如果我們把電影作為觀眾生活消費的過程中，給他正能量的產品，我們就要保持這個類型的純潔度。《哈利波特》、《蜘蛛俠》都是一串，觀眾一直喜歡。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都在努力。跟徐克開會，我們組織一批人，我們有沒有能力用我們的力量影響投資商、電影工業，使我們建立起最基本的概念，使我們的電影持續一點點的長進，跟亞洲電影從業人員合作起來，使我們的標準可以跟好萊塢基本抗衡的狀態。
編輯：yvo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