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片不再閉門造車 網際網路也在深深影響他們
文藝片票房低，收入捉襟見肘？文藝片投資少，製片人賣車賣房大多無人問津？這是不是你一向印象中的文藝片，不過很多都是表面，其實他們沒你想象的那麼無人理會，那麼寸步難行。
2015年還沒過完，中國電影票房就破了400億。而今天我們將要提到的幾部電影，票房加起來還不到1億。1：400就是0.25%的比例，這在機率統計中可能是個會被去掉的數字。不過，這幾部電影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們在十月份商業片淡季時集體形成的話題效應，讓這幾個數字變得相當有存在感。賈樟柯入圍2015年戛納電影節的《山河故人》最終票房約為3010萬，僅為目前年度票房冠軍《捉妖記》24.4億的1.25%，卻是賈樟柯作品迄今為止內地票房最高的一部。《心迷宮》票房1027萬人民幣，約為《007：幽靈黨》內地首日票房的十分之一，但是它的製作成本才170萬，跟後者的3.5億美金相比——場面太血腥了，大家還是自己算吧。而且《心迷宮》目前還在臺灣上映、國內外的電視網路版權也在陸續出售中，預計盈利會達到成本的3倍左右，沒錯，甚至高於《007：幽靈黨》的2.14倍。當然，也有結局不那麼美好的案例，製片人方勵（對，也就是《後會無期》的製片人）在為《水草豐茂的地方》選擇策略時，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放棄與院線經理鬥智鬥勇，而是與電商格瓦拉合作，將資源投入到網路發行中，結果國內票房僅75萬，距離400萬的製作成本有著不小差距。
是的，曾經，提起這些通常被稱為“文藝片”的帶有藝術表達和訴求的題材小眾的小成本電影，找投資難、過審難、收回投資是附著在他們身上根深蒂固的三個孟姜女式的標籤，使得投資人望而卻步，觀眾避之不及，憤青派的影評人則常常藉此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如今，我們卻越來越頻繁地看到，文藝片不再頻繁哭訴不差錢，包括金融界的投資人，他們中有人甚至將文藝片也帶入了資本運作的軌道。而在新式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作者導演們，也不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怒氣衝衝地與審查正面起衝突，而是將精力投入到電影的宣傳中。面對資本市場浪潮的衝擊，不像歐美日韓那樣有國家政策、藝術院線保駕護航的文藝片，就算再偏安一隅，也不能死守著規矩，而是必須調整姿態迎頭而上。然而，如果你只是抱著同情的心態走近他們，先入為主以為他們依然像個怨婦一樣需要吐槽的物件，事實又往往會出乎你的意料。
文藝片不缺投資 金融資本席捲電影業
早些年的時候，“找投資難”幾乎成了採訪每個文藝片導演繞不開的話題，甚至是最後成稿的標題，而且字裡行間往往怨氣十足。當然了，賈樟柯、王小帥、王全安這樣獲得過國際影展認可的導演，作品一直在國外的版權賣得不錯。就連專注拍攝藏族人民生活這樣的小眾題材的萬瑪才旦，連續幾部作品都是影院一日遊，談起投資也是十分淡定，他說自己通常會尋找一些地方上的資源（不明覺厲），再申請一些電影節的創投、後期的補助，總之“機會還是挺多的”。所以雖然“好人”扛不過“黃金”，但是也沒讓投資人虧過，早就進入了他們“有投有賺、再投不難”的白名單。
如今，資本的湧入打破了這種僵局。在從金融屆跨界而來的勞雷影業總裁方勵看來，電影市場一年幾百個億的體量真的不算大，跟房地產、股市一比更像是小孩子玩過家家，但因為關注度高、國家扶持，湧進來的熱錢竟然有十倍之多，而商業片投資再大也消化不了，於是文藝片也跟著“沾了光”。勞雷影業接盤《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後，立刻拿出一筆錢，找來兩家後期公司，要把這部成本只有400萬的電影的後期做成兩千萬電影的水準——當然後期公司也是很仗義，一看是這樣一部作品，幾乎是在不賺什麼錢的情況下接下了這單活。
方勵很坦白，《後會無期》賺來的錢早就賠光了，但他對此深不以為然，他說，“我是一個吃飽飯的製片人了，人一旦吃飽飯就要做人。我們既然做的是電影，是一定要有尊嚴的，要有對世界的認知的，沒有這點你拿得出手嗎？反正我是不敢，太丟人了。”在他看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雖然國內票房只有75萬，但它是一部不丟人的電影，這部電影曾入圍柏林電影節展映單元、東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豆瓣評分7.8分，也曾在上映那段被我朋友圈的影評人頻頻刷屏推薦。
上映前命運多舛的《一個勺子》也是如此，被媒體大肆報道的王學兵事件導致某投資方撤資事件，幕後故事其實沒有那麼悲情。和陳建兵、王學兵一起成立了業餘時間影業的製片人宋憲強告訴我們，他早就準備好了全部的資金，後來陳建斌帶來一位投過一些文藝片的投資人，說既然人家很有誠意，為什麼不讓人家參與一下呢？言下之意，撤資對電影也沒什麼影響。只不過，這位有能力準備好全部資金的宋憲強並不是前幾年那種常被拿來調侃的煤老闆們，記者探訪過他在北京設立的工作室，那裡極簡的仿古裝飾風格，昏暗的燈光籠罩著一些器型低調卻價值不菲的古玩，彰顯著主人的財力和品味。
原標題：文藝片其實沒你想的那麼窮
正如中國人的財富不停在重新整理世界人民的三觀一樣，一個為拍一部文藝片砸鍋賣鐵的故事，所能贏得的流淚越來越少，比起同情，理性的人們會迷惑，資金到位開機不是很正常的邏輯嗎？《心迷宮》傳奇故事的製造者任江洲後來告訴我們，如今很多講述他找投資的報道有著不同程度的誇張，“我自己都暈了，賣蘋果、賣車、賣房子的都有”。他強調自己只是想過賣車，但最後沒有賣，因為拍了一半去找投資的時候，大家看到他們在認真做事情，願意把錢投給我，或者借給我，“心裡其實還是有點底的，沒有賭的意思”。而且，再被要求分享運作文藝片的實戰經驗時，他對我們感慨道，“我一直以為錢是最重要的，拍完《心迷宮》我才知道，原來錢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一部電影的誕生有100個問題，那錢就是最後一個。我和很多年輕製片人都一直在為最後一個問題發愁，可往往這是一個誤區。”
這樣的故事，看起來可能會讓很多人有種迷之感動，就像看到扎克伯格捐了450億美元時的心情一樣，雖然作為一個非弱勢群體，他們並沒有拿到這筆錢。可是心直口快的方勵卻試圖提示我們去看另一個“真相”，“有些人可不是來支援電影的，是投機的。電影容易忽悠，因為有名氣，只要在一部稍微有點名氣的電影裡掛一個聯合出品，就算一分錢都沒有賺到，後面就可以忽悠錢了，這是他們的訣竅。”方勵甚至毫不避諱直接開炮：“這樣的資本是毒化電影市場、毒化電影產業，為什麼呢？把價格炒起來了，我從做《觀音山》到現在，電影製作成本翻了三番，這才幾年時間？”方勵甚至對於年輕導演在資本的衝擊下，原則動搖、高估自己的能力結果被資本綁架的種種結果表示擔憂。當然，這也正是他為什麼遇到李睿珺(《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導演)這樣不夠世故的導演時，會變得更加愛才。
宋憲強對於《一個勺子》某投資人的撤資行為委婉的解釋，也在印證這個觀點：“大家的理解不一樣，他是想著說拍完了以後就到國外去領獎，參加一些海外的洽談，但沒有想過用更好的商業手法來把這個電影做好。”看起來，這是一個投資人不再冰冷歧視文藝片的“小康”時代，但實際上背後既得利益者的博弈，比我們肉眼所見都要複雜得多，即使面對投資不過幾百萬的小成本電影，如果無名、利可圖，許多動輒就是幾億的金融資本也不是來做慈善的。
文藝片不再閉門造車，網際網路也在深深影響他們
除了資本在文藝片門檻處製造的疑雲，“網際網路思維”給文藝片宣髮帶來的影響，也是越發顯著，甚至，比給商業片帶來的影響更深刻。根據《長江商報》的統計，在過去，賈樟柯的《三峽好人》賣出超過50個國家的版權，每個國家最低不少於8萬美元，總收益至少在數千萬人民幣，而早期的《小武》直到現在還能不定時收到國外公司寄來的版權費，但在國內院線，發生在《三峽好人》身上的，卻是被“人們只在乎黃金，不需要好人”的悲情故事。而在華語區中題材都算是相對小眾的藏族導演萬瑪才旦透露，他說自己的作品可以賣到電影頻道還有一些網路，如果發行公司發得好的話，也有一部分院線的收入，參加影展的話就可以在海外發行，作為一部文藝片，回收基本是沒有太大問題的。但在內地院線裡，賈樟柯每次出來宣傳都會成為一次悲情事件，萬瑪才旦的作品更是一直蹤跡難覓。
《心迷宮》的突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被視為文藝片中的《大聖歸來》，在前期由宣傳方帶動，透過將觀眾對當時國產商業爛片的憎惡，轉換成對口碑過硬的《心迷宮》的補償心理，在網際網路上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自來水”營銷。同時，製片人任江洲認為，《心迷宮》的誠意——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克服各種困難完成拍攝的幕後故事也幫了不少忙。為了在沒有明星的情況下讓更多資深影迷走進影院，發行方精挑細選了路演的地點，讓導演忻鈺坤和媳婦跑了三十幾個城市，跟觀眾溝通交流，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些故事，也讓他們更願意把這些故事傳遞出去。最終，這種重點選破的宣發策略，讓《心迷宮》在一片唱衰聲中，夾縫求生般取得1027萬人民幣，最終盈利預計達到成本的3倍左右，在很多人眼裡比《港囧》和《夏洛特煩惱》席捲十月，還要振奮人心。不過，如果有人再為《心迷宮》打抱不平，認為哪怕有一個明星出演票房一定會好很多，但任江州卻看得非常清楚，“錢是大家賺的，不要嫉妒別人賺的比自己多。”
真正帶有“賭博”性質的應該算是《水草豐茂的日子》。方勵告訴我們，雖然他非常喜歡李睿珺的劇本，但他作為一個製片人，也曾試圖勸說導演李睿珺改劇本，比如在喇嘛的夢境中加入一個大場面，李睿珺也很認真地花了幾個月努力想，還下過筆，可是怎麼都覺得融不進去。這時方勵只好認命，“這個電影未來進入院線的道路和票房的命運註定會非常坎坷。”
方勵不是沒有找過傳統發行公司，但他後來看清了時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家發這個小電影也要花這麼多精力，同樣的時間可以發一個大電影了。收入上也承受不了，如果是一個上市公司，可能股價直接就往下掉了，這是非常現實的。於是方勵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與電商格瓦拉合作，將資源投入到網路發行中。為此格拉瓦策劃了一個名為“粉絲廣場”的產品，為想看這部電影的觀眾提供了一個平臺，由他們提出放映時間、地點，然後將這些需求直接反饋給影院，並以支付定金的方式預定排片，可以說是“眾籌”的一種變形。也正因此，這個電影的宣傳見不到路牌廣告，見不到鋪天蓋地的主創專訪，僅有的自來水都是強社交關係在社交平臺上帶動起來的，李睿珺自己也不遺餘力在微博、朋友圈進行了推廣。
結局大家都看到了，並不理想，國內票房僅75萬，距離400萬的製作成本有著不小差距。但方勵似乎對此並不在意，決定和格瓦拉一起試水網際網路發行，他已經將票房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他甚至都不關心這個數字，當我拿“75萬”向他求證時，他直接哈哈一笑，讓我去問格瓦拉。在他看來，讓自己的團隊做《水草》這樣一部好電影，雖然賠了錢，但是另一種形式的價值感得到了滿足，而且，更有儀式感。
這到底是文藝片的好時代還是壞時代？
一切取決於角度
熱錢湧入，文藝片的投資風險被分散、降低，網際網路對資訊到達方式的改變，又使得宣發成本降低——這些剛剛開始湧動的暗流，是否可以讓文藝片在這個國家的命運將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就在今年五月，曾經為《闖入者》公開抨擊院線排片“不公平”的王小帥還給我們算了一筆帳，一部文藝片如果有一個正常的發行空間（排片比、時間），正常的票房量級應該在五、六千萬左右，成本回收也就沒有問題了。由此倒推，把這種型別的片子控制在一、兩千萬的成本，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宣傳費也不會那麼高，這樣就能夠養得起這種片子。“這樣的話，文藝片會如雨後春筍一樣出來，也會給整個中國電影市場增加一抹亮色。”
但王小帥對於未來卻顯得比較悲觀，他告訴記者，原來期望市場擴大，自然會有空間留給小片子，但現在看來資本永遠是逐利的，蛋糕越大奢望越高，有一個縫隙都要鑽進去。即便“質疑高速發展破壞多樣性生態”的聲音越來越多，他也仍然悲觀：“我對觀影群體的擴大是毫不懷疑的，他們就在那裡。但怎麼去關心他們，我目前是不樂觀的，雖然現在各個層面都在討論市場快速發展期間，環境的多元化和健康化，但是能不能落實，我目前不持樂觀態度。”
熟知法國、韓國等國政府扶持文藝片政策的王小帥說：“如果不從政策層面和整個國家對文化和藝術的態度上去解決，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王小帥的“悲觀”在經歷過地下電影時期的所謂第六代中很具有代表性。但以方勵為代表的擁有金融背景的投資人顯然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的。方勵說他很看好網際網路發行的未來，並列舉了“數碼檔案替代硬碟複製”等幾種理論上十分可行的構想，這些構想有一個共同目的就是降低成本，這恰好是文藝片最需要的。他甚至考慮過投資格瓦拉，並且信誓旦旦向我說道，“別看現在他們被說是情懷、小眾、藝術，但重大的商機在後面。”方勵認為，在未來，如果中國電影市場組織、資訊到達層面，不再依賴傳統的造勢、炒作，而是完完全全透過網際網路密集的、點對點的途徑去傳播，觀眾的資訊量就會變大，明星的作用就會下降，（文藝片）未來的潛力是非常大的。
投資了《一個勺子》的宋憲強也告訴我們，他從金融跨界到影視，也是厭煩了金融界裡墨守成規、千篇一律的唯成功論，他希望能夠用一些不同的想法和方法來挑戰和創造影視行業裡面嶄新的東西，而他的公司在未來將堅持把10%～20%的投資用在文藝片上面。而且，他對於文藝片的未來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只要一年能有三部《烈日灼心》這種型別的電影取得非常不錯的票房，那整個行業就會形成一種新的追逐。
編輯：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