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合拍型別片“叫好不叫座” 中國觀眾心智尚需時日等待
近期的中韓合拍片，無論是《我是證人》還是《壞蛋必須死》，兩者的票房成績都並不令人足夠滿意。韓國型別片最擅長的罪案、懸疑、驚悚、愛情、喜劇在本土以及海外市場都有良好的叫好又叫座的紀錄，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市場，這些“叫好又叫座”卻常常是叫好不叫座呢？
原標題：為什麼中韓合拍型別片還是“叫好不叫座”呢9月末以來，《第三種愛情》、《我是證人》、《壞蛋必須死》相繼登陸影市，這可能是自2014年中韓兩國簽訂《中韓電影合拍協議》以來，最密集的一輪中韓合拍片上映。
當然，中韓合拍並不始自去年，在過去的十年裡，不同程度的合拍已經為中國電影貢獻了許多佳作，資金、資源上的合流、人才和製作上的合拍正在為中國電影帶來新一輪的增長動力。本文為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推出《中韓電影合拍更要合流》系列專題第二篇。
近期的中韓合拍片，無論是《我是證人》還是《壞蛋必須死》，兩者的票房成績都並不令人足夠滿意。前者由《盲證》翻拍而來，韓國導演、製片人的製作班底、楊冪鹿晗領銜主演，後者馮小剛姜帝圭監製、孫藝珍陳柏霖領銜主演，兩者型別又都是韓國型別片創作裡最擅長的罪案、懸疑（前者還有驚悚），但兩片在中國市場的均沒能達到市場賣座的量級。
韓國型別片最擅長的罪案、懸疑、驚悚、愛情、喜劇在本土以及海外市場都有良好的叫好又叫座的紀錄，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市場，這些“叫好又叫座”卻常常是叫好不叫座呢（《我是證人》貓眼評分8.5，格瓦拉8.2；《壞蛋必須死》貓眼8.1，格瓦拉7.8）？
早些年，韓國電影進口到內地遭遇的“水土不服”在中韓合拍的型別片身上仍有延續，簡單來說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生產端的製作文化差異，其二是消費端的市場土壤差異。
無法迴避的難題：“重回”內容審查
“一些經常來中國的韓國電影人會問，中國審批的規定是什麼，能不能給我看一下，但我只能跟他們講說每一部都不一樣。”
型別片在工業化生產的體系下是一種模式化創作，透過經驗集合而成的劇情結構、嚴格控制的成本與可預期的收益保證使型別片在電影工業史上經久延續、迴圈往復地不斷被生產和一直在創新。
型別片一方面有“大資料”的可預期——在好萊塢、在韓國、在世界電影史上該模型都被反覆地成功實踐過，另一方面也有“意外驚喜”的期待——接地氣的來自於本土生活的新鮮素材是每次觀眾常看常新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大製片公司們都會把一系列的型別片生產計劃作為其整年投資組合當中的關鍵部分。
《壞蛋必須死》的韓方執行製片人李國在接受華誼兄弟研究院的採訪時談到,“型別片為什麼一直受人歡迎？因為是反映社會上的問題，韓國一些著名導演，會把一些國內的故事放在電影中，是時代的一種表現，所以大家喜歡。”
但對於會以國產片身份在內地上映的中韓合拍片而言，內容審查是無法迴避的創作“難題”。在分級制環境下自由創作習慣了的韓國創作人員，“回到”內容審查的框架內不自在是當然的，而對於尺度的把握則對於本地經驗並不豐富的韓國電影人來說無疑是難度升級。
“一些經常來中國的韓國電影人會問，中國審批的規定是什麼，能不能給我看一下，但我只能跟他們講說每一部都不一樣。”儘管中國的電影行業法規有明文的內容禁載表述，但拿捏和以此對照來判別內容是否越線不僅對於外國人來說是個難題，對於中國很多新人導演來說亦非易事。
據《我是證人》執行製片人申美麗告訴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我是證人》就考慮到了中國的審查環境，做出了相應的溫和處理，譬如《盲證》裡反派是連續殺人犯，而《我是證人》裡的唐崢就只是一個綁架犯，而且唐崢殺害導盲犬的畫面，原來是血泊，現在只是一些血跡。這些本地化的因地制宜，令影片得以順利上映，但也在視聽體驗上因為缺乏刺激從某種程度上令觀賞性大打折扣，而且令觀眾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批評。
這些創作者的窘境和難題其實在CEPA之後，香港導演也曾遇到過，當時的審查尺度較之現在當然要更嚴格一些。陳可辛導演的成功經驗或許值得借鑑，近兩年陳可辛導演的創作可謂是如魚得水，作品無論是票房還是口碑也是屢獲成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公司合夥人也是其多部影片的監製黃建新所奠定的。從《投名狀》到《親愛的》，無論是宏大歷史背景下的雷區還是大時代小人物悲劇裡的紅線，深諳國內審查尺度的黃建新導演可以說是保駕護航了陳可辛這十年的北上之旅。《智取威虎山3D》則是黃建新監製的另一個成功案例，要知道這可是暗礁遍地的紅色經典，對於任何一個導演都是極大挑戰。
與中國資深導演、監製或是有豐富製片經驗的中方製作公司合作，是韓國電影人更長遠在內地站穩腳跟、熟悉和掌握內地市場的最好起步方法。無論是對內地市場明規則、潛規則的熟悉，還是抵禦市場和非市場風險的能力以及規範化的合作實踐，這都是韓國製作公司、韓國電影人與中方合拍更安全也更長久的起步方式。華誼兄弟與Showbox、華策與New的合作即是這種深度繫結、規避風險、持續合作的範例。
無法迴避的現實：目前中國觀眾的心智尚需時日等待
1995年，韓國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50%；2010年，北京大學程度以上人數佔到總人口的31.5%。
另一個並不顯見但卻客觀存在的“水土不服”原因是中國內地市場的觀眾對於韓國型別片裡當代寓言式的內容深度有時候並不感冒——國內近年來票房上大獲成功的黑馬電影，通常都是喜劇片，其故事核心也多是明亮、淺白的童話，不管是《港囧》《夏洛特煩惱》還是《煎餅俠》《澳門風雲3》皆如此。
韓國電影擅長的罪案、懸疑型別影片，大多故事灰暗、隱喻深邃，與時代和社會的許多命題密切相關，觀眾除了獲得感官上的刺激之外，還有心智上的激盪。
韓國電影產業騰飛早於中國，觀眾對型別片的差異化偏愛也是先從喜劇片開始逐漸多元化地擴充套件，而且必須承認的是，韓國經濟發達且人口較少，韓國觀眾每年的人均觀影次數遠遠高於中國觀眾，觀影的趨勢變化當然要早於也快於中國觀眾。
“我覺得隨著社會發展，中國觀眾的需求也會越來越多，可能相對於之前就會想要更多元一點。“申美麗的判斷與其經歷的韓國發展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電影消費，在純粹的感官娛樂之外追求心智上的深度愉悅與觀眾群體的受教育程度關係頗大，畢竟對於從銀幕上看到的故事與社會當下的現實聯絡起來是需要一定的電影語言讀解能力，當然還有更多的深度思考能力。
1995年，韓國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50%，美國達到這一指標的時間是1970年，日本是1990年，法國是1996年。根據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在全國處於首位，北京大學程度以上人數佔到總數的31.5%，調查時間為2010年。
資料來源：《韓國:後發國家追趕的典型》，陸璟，2003
目前，韓國已經成為亞洲高等教育發展最快的國家，即使在世界範圍內比較，韓國也已經趕上或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有這樣的觀眾，當然也就蘊育出如今的韓國電影人和韓國電影工業。
今年國產型別片的代表作《烈日灼心》取得了3億的票房成績，這個成績與其上影節獲獎以及鄧超當紅諧星的關係頗大。其他的懸疑型別片就沒有這麼好的結果了，《解救吾先生》在產值為18.5億的國慶檔期裡僅僅收穫了1.4億，《心迷宮》這部金馬獲獎片則在10月中旬的檔期裡勉強突破了1000萬。
結語：時間是中韓合拍不可逾越的鴻溝
現實的情況就是，儘管去年中韓簽署了兩國政府級別的合拍協議，但供給端的韓國電影工業要與生產端的中國電影工業和消費端的中國電影市場無縫對接，仍必須耐心地等待。韓國電影人和電影公司在合拍協議的春風下有了大規模西渡的契機，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儘快地熟悉中國市場、掌握中國市場的規則和規律，經驗的積累即是時間的價值。另一端，中國觀眾也正在逐漸開始尋求更多元、更高品質的電影，這裡表現比較明顯的是一線、二線城市觀眾在審美上的變化，但更廣闊的三四線城市影院的大規模下沉還剛剛開始，要與一線、二線城市的觀影趨勢同步仍需較長的時間，急不得但值得等待——這是一個已經400億的市場，從10億（2002）到100億（2010）花了8年的時間，從100億到400億（2015年11月）不到五年的時間，下一輪到達千億還需要多久呢？
當市場足夠大，當工業化生產足夠成熟，當觀眾消費需求足夠多元化，型別電影很快就能在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內成為中流砥柱。
文/陳昌業
編輯：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