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冬詳解新聞集團交易：海納經緯賺近8倍
過去的這段時間，這位曾經在資本市場摔過跟頭的博納影業董事長兼CEO，悄無聲息地達成了一項重要交易：新聞集團出資6000多萬美元，收購博納影業集團19.9%的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幾乎同一時間，博納還拿下了北京銀行5億元最大單筆授信，並與規模達10億元的金玉投資基金達成合作。
這一系列交易刺激着於冬對未來的想象力，他不再掩飾自己的野心與抱負，“未來的電影行業洗牌中，博納肯定會成為六大或八大之一。”他説。
2010年底，於冬將自己一手創辦的博納影業帶到了華爾街，成為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民營電影製作公司。但股價當天下跌22.6%也帶給他極大的挫敗感，他感覺自己既悽惶又慌張。他看不懂華爾街，也難以平衡投資人之間的利益訴求。
此一役，於冬終於有了擺脱資本束縛乃至駕馭資本市場的快感，一邊秘密與新聞集團談判，一邊勸退財務投資者。甚至直到交易達成的最後一刻，財務投資者們都不知道真正的接盤者是誰。
藉助與新聞集團的交易，於冬一次性實現了股東利益的平衡、驚心動魄的股權交接和成功的套現，解決了一直懸在自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同時為博納爭取到了世界級的影視媒體資源。他表示，要顛覆與好萊塢合作的方式，並在中美合拍片中佔據先機。
於冬究竟怎樣贏得了默多克與鄧文迪的“芳心”，又如何與幾家財務投資者周旋談判，從而最終達成協議？5月25日，剛剛從戛納電影節回來的於冬在他的辦公室接講述了這個過程曲折、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以下為於冬自述）
鄧文迪的早餐會
我跟新聞集團的第一次接觸，是在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當時我跟默多克先生被安排在同一個論壇發言。結束後當天晚上有個晚宴，就在這個晚宴上我經好朋友田溯寧（寬帶資本董事長）引薦認識了默多克先生和鄧文迪女士。當時周圍人很吵，但是我記得默多克聽我介紹博納的業務和中國電影的前景時，不斷點頭，聽得很認真。
不得不説這是一次讓人愉快的會面，但過後不久我就忘記了。誰會想到不久的將來新聞集團會跟博納有如此深刻的聯繫呢？
真正開始跟新聞集團有交集，是我們4月2日發公告，回購紅杉資本300萬股ADS（美國存託憑證）之後。我這一次回購是有原因的，就是為了給資本市場信心，我想引入戰略投資人，而回購更多的股票是第一步。
很快，高羣耀（新聞集團全球副總裁）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説：“我們對博納挺感興趣的，什麼時候有空我們碰一下面吧？”我答應了。當時博納的股價一直很低迷，整個中概股被低估，我很高興，終於有人看到博納的價值了。
但起到決定作用的是鄧文迪。4月底，鄧文迪回國後的第一天，我去她家裏開了個早餐會。她家在北池子附近，一個幽靜的四合院。同行的還有剛剛下飛機趕來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卡梅隆導演，以及福克斯的老闆。就是這次早餐會以後，博納的命運發生了奇妙的變化。
這一次，鄧文迪很詳細地問了博納的情況，和希望將來合作的方式，但是並沒有談到投資的事情。
鄧文迪熱愛電影，她對投資的事情是幾乎不懂的，但她發自心底地熱愛電影這項事業，甚至把默多克也拉來上電視，為電影做宣傳。所以這是我們之間對話的基礎。我們甚至談到了未來有可能合作拍攝的一部影片的題材，鄧文迪一談到這個就兩眼放光，她是一個對電影痴迷的人。我心裏隱約覺得，博納跟新聞集團未來會有不小的交集了。
從4月2日高羣耀打來電話，到5月12日我們跟新聞集團簽約，整個過程只用了短短一個月。我簽完了感覺還跟做夢一樣。但是我心裏是冷靜的，以至於消息披露出來後我那些投資人紛紛恍然大悟，笑着埋怨説，“哥們夠冷靜的啊，當初死活套你也不説。”我知道，一旦説出來整個交易就可能泡湯了，我不能慌。
整個交易過程雖然短，但很曲折。
我深知引入新聞集團主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優化股權結構。當初給我做第一輪和第二輪融資的紅杉、海納亞洲以及經緯中國幾家風投在博納佔到了27%的股份，與我作為第一大股東所佔的36%股份相差無幾，這種結構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是財務投資人，是遲早要退出的，這種持股結構讓其他人都進不來，公司的治理結構無法完善。
二是如何退出的問題，我上市以來沒有套現過一毛錢，而他們作為VC在解禁期之後也幾乎沒有套現，因為這麼大的一筆股權，如果是在我不知道賣給誰的情況下交易，我心裏會非常不踏實。於是尋找合適的、長期穩定的戰略投資夥伴成為我們一致的共識。
現在新聞集團作為一個可能的買家也是合作伙伴出現了，我必須考慮的是，怎麼實現三家風投平穩地出讓股份，既不傷害博納的股價又能順利讓新聞集團進駐。
一致行動
因為我要引入戰略投資者，手上又沒有那麼多股份，只能跟紅杉、海納和經緯他們買，但如果是新聞集團分別跟他們三家談，那樣效率很低，而且很可能他們會要一個高價，或者三家的價格都不一致，最後導致交易時間會很長甚至流產。所以我跟我們的財務顧問（易凱資本）商量，最好是由我出面向三家基金回購，然後再賣給新聞集團。
但這樣又有一個問題，一是我買股票的錢從哪兒來？二是，他們會不會相信我？如果中間有任何一點不信任，我的計劃都不會實現。
首先我這些投資人都很看好博納的長期發展前景，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賣，但我跟他們講如果他們不賣，戰略投資人永遠進不來，股價也永遠上不去，所以必須得賣掉一部分。這一點達成共識後，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在找戰略合作伙伴了。
回購他們手中的股票得借錢，我曾經想過各種辦法借錢，借銀行的錢，借親戚朋友的錢，甚至高利貸的錢，但後來發現這事會變得風險特別大。
我借銀行錢的時候才知道什麼叫做“趁火打劫”，銀行借錢要抵押股票，但是利息很貴，而且還要涉及到一系列法律問題，這個就太複雜了。而且這事還不一定能成，我首先利息就背上了。到時候如果新聞集團投資失敗了，我還得還利息，還得把我的個人資產給抵押出去，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他們比高利貸還恐怖，高利貸是隻要求現金的，但銀行是隨時可以把你抵押的股票賣掉套現的，隨時“收傘”。
我後來跟我的投資人講了這些事情，説能不能在不借錢的情況下做好這事，否則的話把我套進去了。我當時上市是“零”套現，他們都知道，如果我當時上市發一點新股，配一點老股的話，我也不至於去借錢。我犧牲了個人的利益是為了公司的長遠利益着想。所以這次投資人們都很理解我，於是我們達成了一個一致行動約定，即在不借錢的基礎上回購股票。
這個約定的核心內容是，我承諾我不賺一毛錢差價，把從他們手中回購的股份轉讓給戰略投資者，但我不能講我在跟誰談，我只能説我有N多個目標，但我不能告訴你們是誰。這個協議的期限是三個月，也就是説三個月內我必須完成交易。
為什麼不能告訴他們我是跟誰在談？首先我對談成新聞集團合作這事，連0.5%的把握都沒有；其次一旦告訴他們之後，投資人慣用的手段，會以公告之後未來多少天之內的市場平均價定價，起碼6塊（美元）以上賣給我，那我當時如果是以5.7美元的股價賣給新聞集團，意味着還得跟他們賠錢買股票。所以這存在一個互相之間博弈和信任度的問題。
開始投資人也有過猶豫，他們説於冬你得告訴我是什麼機構啊，你又不懂金融別把你騙了，我們好歹是公司董事，可以先做做背景調查啊，等等等等。我知道他們説的是對的，但是我也知道不能慌，我什麼也不能説。終於，5月11日，我分別與紅杉、海納和經緯中國簽署股票購買協議。
5月12日，我們立即召開董事會，並與新聞集團談判簽約，我是以5.7美元的價格回購了三家VC700萬股ADS，其中紅杉300萬股，海納200萬股，經緯200萬股，再加上我自己的500萬股，一共是1200萬股ADS，以同樣5.7美元的價格賣給新聞集團。我沒賺一分錢差價。#p#副標題#e#
從董事會批准到最後與新聞集團簽訂購股協議，中間有十幾個小時。我就呆在香港的辦公室，跟新聞集團的律師不停地談判、吵架，沒有合過眼。
因為我一直堅持，要把很多東西放到白紙黑字的協議上去，核心的訴求就有兩點：一，新聞集團要承諾未來開放給博納在北美電影市場的發行權利；二是定製符合中國市場和國情的合拍片。這兩個要求是我一直堅持的底線。而新聞集團也很固執，我們就眼睜睜看着太陽落山，直到天色變白，最後他們妥協了。
直到5月12日跟新聞集團簽約的那一刻，我告訴了我的幾個投資人。他們長吁了一口氣，説，“我們猜到了，但我們不知道有這麼快，也不知道你的嘴有這麼嚴。”
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我是在上市的時候失敗過一次的，所以這次一定不能慌張。我不再是那個在敲鐘前4個小時還在為分配股票的事情焦頭爛額的於冬，也不再是那個糊里糊塗就讓自己跟目光短視的投機者綁在一起的於冬。
紅杉和海納當初以8毛多美金進來的，經緯進來晚一點，1塊多美金，這一次交易都讓他們賺到了七八倍的回報，五年時間，而且新聞集團進來以後他們剩餘的股票還會繼續有上漲的動力，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跟所有人説，我對得起大家。
對抗“好萊虎”
我做了20年的電影，在這行裏面風風雨雨見的太多了。這一行的魅力在於，你永遠不知道你下一部電影是否能賺錢，你很可能會賠個精光，或者名利雙收，非常夢幻。
但我也知道，這是一門需要耐心的生意。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能讓博納成為一個全球一流的電影製作和發行公司。所以我們需要不斷擴張我們的外延，內地市場現在是一片紅海，而我們能怎麼辦？
我算過一筆賬，按每個月發行一部電影，一年也就發12部，這已經差不多到頂了，好萊塢的六大也差不多是這樣的速度。那你可以算，中國的電影市場票房現在也就130億，你最多拿個10%，那你的賺錢空間多有限？天花板就在這兒。何況這塊市場正在進來大鱷蠶食。
現在很多人都在説好萊塢，不就是開放了34部進口片配額的事情嗎？之前有20部進來的時候，也不見得都能贏過國產片啊。這種觀點是最膚淺的，你只要放開了這個大門，好萊塢是什麼？全球最優秀的製造商，它可以為中國“定製”產品，就像《功夫熊貓》、《泰坦尼克號》這樣，雖然在全球播放，但最大的市場在中國。它可以一個月一部片子的速度拍攝，而且是完全定製化的，這個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次廣電總局跟好萊塢達成的默契是，五年之內，我們不能再增加進口片的配額了，這五年，就是留給中國的電影公司緩衝的時機。五年之內，我們必須誕生自己的“六大”或者“八大”跟好萊塢抗衡，否則我們純粹淪為一個“放映市場”，為別人賺錢。
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走到海外，跟全球最優秀的製作商去合作，我要參與為中國市場“定製”的產品，同時在海外也能發行，這是博納未來的戰略。
當然萬達現在搶佔了一塊非常重要的陣地，跟AMC的合作是在終端佈局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有利於幫助中國電影在北美上映。
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非常考驗你的耐心。中國現在的電影公司無論是從體量還是從實力都太小了，所以受到政策一定的保護。我們有五年的緩衝期，五年以後，“好萊虎”將大肆進入你的領地，如果不是從現在開始準備，以後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跟好萊塢合作的方式，不僅僅是請阿凡達的團隊來做你的特效，或者在電影裏面插入幾個中國人的面孔，你要參與上游製作，參與海外發行，改變以往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方式，那種純粹學術和教育意義上的，沒有進入商業院線，沒有商業價值的方式。
博納是在做戰略佈局。我們在逐漸加大未來在中美合拍片的話語權，就在下週我們要跟無錫的金玉投資基金簽署合作協議，未來這個基金要參與40%以上中美合拍電影的投資，而博納有優先參與發行的權利。
我有信心説，如果真的要開放第三張進口電影發行的牌照，博納是最有實力也是最有資格的。我們創造了六個季度的增長和國內電影市場的四個第一，這個成績在國內還無人能比。而我們也是最專心於電影上下游產業鏈的公司，我們跟華誼不同，華誼現在已經變成一家娛樂公司，靠品牌授權和商業地產項目在賺錢，它不純粹為一個電影公司。而對於我們來説，未來不管在中國是出現六大或者八大，博納必為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