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電影製片廠如何延續榮光？ 專家:堅守陣地 考慮市場
長影、上影、北影、八一廠……在很多人的記憶裏，這些名字的親切，不只在於它們總和一些經典的電影畫面、充滿魅力的明星、值得品味的電影橋段緊緊相連如今。在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大背景下，這些名字又意味着什麼？它們生存發展狀況如何？它們如何在昔日榮光照耀下，締造新的輝煌？
原標題：昔日榮光如何延續？長影、上影、北影、八一廠……在很多人的記憶裏，這些名字的親切，不只在於它們總和一些經典的電影畫面、充滿魅力的明星、值得品味的電影橋段緊緊相連，更在於，自己的童年、青春、成長、思想和娛樂，也幾乎都在那些歲月中和這些名字不可分割。
如今，在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大背景下，這些名字又意味着什麼？它們生存發展狀況如何？它們如何在昔日榮光照耀下，締造新的輝煌？
電影之魅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坐在河邊，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轉哪，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上世紀五十年代拍攝的電影《柳堡的故事》，優美歡快的旋律，穿越了多少時空，依然在一代代人的心中迴響。和《柳堡的故事》一樣，《劉三姐》《五朵金花》《上甘嶺》《奇襲白虎團》也已經成了經典的代名詞。而長影、上影、北影、八一廠……這些國有電影製片廠的名字總是出現在電影的片頭裏，與那些經典的光影一起構成特定年代的温暖記憶。
北京西城區一個鬧中取靜的院落，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馬惠娣的家。這位以研究休閒文化為己任的學者，在寫文章、外出訪學之餘，閒暇時間愛翻出經典老電影一遍遍回味。譯製片《羅馬假日》便是其中一部，這部佳作的譯製導演、配音之一便是馬惠娣的姨父肖南。作為長春電影製片廠第一代譯製片演員，肖南為《羅馬假日》《兩個人的車站》《戰地浪漫曲》等擔任配音導演。談到姨父的藝術成就，馬惠娣總是帶着深情，帶着自豪。許多60歲以上的人當中，每每提及肖南，還有粉絲憶起當年他的聲音所帶來的激情和感動以及給予他們的人生影響。
2010年肖南逝世。新華社發稿評價他的藝術生涯説：“中國長春電影製片廠是中國譯製片的搖藍，肖南見證了長影最輝煌的譯製時代。有觀眾這樣評價肖南，‘每當聽到他那深情聲音，總能讓我們熱淚盈眶。’”肖南40年的藝術生涯為中國電影和中國觀眾留下了一段難忘的記憶。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學會會長王興東的編劇夢想，最初也是從長春電影製片廠起步的。1974年，王興東還是部隊警衞連的一名戰士。那一年，《閃閃的紅星》在部隊放映。聽到這個消息後，許多羣眾堵在門口，都要湧進來看。“最後團長決定，在部隊外面支起一塊大銀幕，兩面都可以看的那種，讓羣眾和士兵一塊兒看。”
從小就愛好文藝的王興東，深刻地感受到了電影的魅力。
從建國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陸續誕生了一批影響幾代人的經典之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長春電影製片廠拍了《白毛女》《平原游擊隊》《甲午風雲》等。上世紀80年代，全國有1/6左右的電影產自長影。
1975年，剛剛恢復生產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要從工農兵中選拔人才，充實到電影創作隊伍中。經吉林省軍區推薦，王興東考入長影，成了一名劇本創作者。
上世紀40年代，新中國電影從長影廠發軔，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一個小高峯。“文革”十年，電影基本處於荒廢狀態，對於文學藝術作品，人們懷着一種文化飢渴。電影這種集音畫、文學、故事性於一體的媒體形式，很自然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考入長影后，王興東拍的第一部片子《明天回答你》，成本是30萬元，拍攝條件有限，但市場發行照樣賺錢，這部電影純贏利67萬元。
“那時無需考慮作品和市場的關係，國家全面控制電影生產，給電影廠下達指標任務，長影每年20多部。”王興東回憶，當時除了以長影、上影、北影、八一廠四大廠為首的核心力量，還有西影、珠江、峨嵋等16家電影製片廠，這些廠子擁有洗印車間，意味着能生產電影。
就在長影廠豐產的同一時期，上影廠也創作了以《林則徐》、《女籃5號》、《鐵道游擊隊》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影片。國有電影製片廠近幾十年的發展，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江海洋是另一位見證者。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他，被分配進入上影廠工作。
當時上影廠是全國電影的重鎮，每年生產故事片14到18部，最多的時候有21部。“那個時候的氛圍，創作電影基本上是生產任務，有一個龐大的體系來維持生產。”江海洋説，上影的文學創作部就有將近100人，專門搞劇本創作。劇本敲定後交到生產辦，廠領導下達生產令後，找導演、演員等開拍，整個運作有條不紊，像一架龐大的精密機器。
進入上影廠後，江海洋執導的第一部電影，劇本是自己寫的：《最後的太陽》。寫一些退休老年人的生活。那時社會對於退休羣體的生活頗為關注。上影廠看了劇本之後覺得不錯，就決定投資拍攝，當時大概投了20多萬的資金。
江海洋記得，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之後，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電影是以導演為中心的，還有一個配置是製片主任，管計劃和資金。“所有的錢都打到攝製組裏，需要的話就去財務科拿，廠裏專門有人審核，基本是計劃經濟，也不大會超支。”
“過去的國有電影製片廠沒有發行部門。作品拍完就交到中國電影發行公司，至於什麼時候放，放多少場不用管。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步過渡到按質論價，一萬塊錢一個拷貝，比如説這部戲我要了，要50個或30個拷貝。不管拍電影花了多少錢，要多少個拷貝就給多少錢。”江海洋説。
走入低谷
在大眾消費文化並不發達的時代，電影曾經一枝獨秀。上世紀60年代出生在一個南方小山村的謝芸，依然記得童年時代和小夥伴們一起看電影的場景。揣着瓜子、糖果，搬着小板凳去看電影幾乎是村裏每一個孩子的節日。
上世紀90年代，隨着電視機在家庭的廣泛普及，電影市場受到直接衝擊。1993年，廣電部啓動了中國電影機制改革的3號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統購包銷國產故事片，各電影公司必須自負盈虧，面臨真正的困境。
在最艱難的時期，國有電影廠甚至一年才拍攝一兩部影片。廠子開始發不出工資，有的賣掉了廠房，優秀人才也大量流失。
就長春而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有26家商業電影院，還不包括各廠礦等單位自己的電影俱樂部，多數影院座位數在800到1000之間，還有專門的兒童電影院。而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電影院幾乎倒閉大半。
在江海洋記憶中，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影廠開始走下坡路，“一走就是10年。”廠裏一年也就投資三四部戲。與其他幾大國營電影公司一樣，“賣廠標”成為主要盈利方式。當時全國只有16家電影製片廠有生產電影的資質，民營企業若是想投資拍電影，可以從這些廠子購買額度，審核流程通過後，掛的還是電影製片廠的名義，具體拍攝由投資方操作，稱之為“賣廠標”。民營資本逐步“潛入”電影投資市場。
江海洋執導的電視劇《婆婆媳婦小姑》曾紅遍全國，這部備受追捧的作品便由民間資本投資，出品方是上海電影製片廠。
馮小剛執導的第一部作品《永失我愛》拍攝於1994年，當時中國電影正處在最低谷時期，很多導演已經放棄了拍電影轉行去做電視劇。在那個時期，一些電影院甚至變成了夜總會、飯館。但是他在中國收視率最高的幾部劇中工作過，知道觀眾想要什麼，帶着那些經驗，馮小剛決定轉而拍攝電影。1997年，馮小剛拍攝的《甲方乙方》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
1996年3月，中央在湖南長沙召開全國電影工作會議。會議提出，要實施電影“9550工程”，就是在“九五”期間，拍出50部優秀影片，每年生產10部。
為了扶持電影事業，這次會議還明確了增加電影專項資金的政策，將當時每張票收5分錢改為提取票價收入的5%，同時從電視廣告收入中拿出3%，對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影片給予專款補助，支持電影出精品、促繁榮。這像一場及時雨，給萎靡的中國電影帶來了生機。
王興東編劇的《離開雷鋒的日子》，便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之一。“當時給的資金是1500萬元，花了不到400萬元，市場反響十分熱烈，北京市有185萬人走進影院看了這部電影。”
同時，中國電影開始走向市場，影片生產無法滿足巨大的市場需求。國家對電影業的逐步開放，民營資本大量進來，國有電影製片廠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競爭形勢。
艱難轉型
面臨困境，必須突破。1998年，長春電影製片廠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展土地置換，將長影老廠區21公頃土地以3億元價格賣給某企業，同時提出“不拍賠錢片”的口號，並建設長影世紀城，一個模擬好萊塢環球影城的大型電影娛樂項目。種種開發項目牽動着長影新生的夢。
對於上海電影製片廠而言，龐大的機構和高額負債令其“船”大難掉頭，不得不走上精簡冗員的改制之路。在江海洋看來，改制減掉了很多歷史包袱，但企業要發展，要拍出好的片子，光靠改制還不行。1995年，在上影廠領導的決策下，江海洋藉着上影廠的牌子，引進社會資金，成立了上海上影南國影業公司。當時廠裏搞改革，先後辦了七八個這樣的小公司，用江海洋的話説，“這些年南國影業公司沒發財也沒餓死，磕磕絆絆做到今天已屬不易。”
同一時期，國有電影製片廠以不同方式探索前進道路。北京市海淀區北三環中路77號，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所在地，也是許多電影從業者心中的聖地。1999年，北影廠和其他七個廣電部直屬單位整合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時光飛逝，改革不斷深入。今年8月份，中影、上影股份在10天內陸續掛牌上市。本次發行，兩家公司分別募集資金41.6億元和9.5億元。所募資金用於影視劇業務營運、數字影院投資等戰略發展項目。
“中影和上影的上市標誌着國有電影公司的重新崛起。”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此次進入資本市場，意味着國有影視企業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是上影從一家傳統文化事業單位轉向現代化企業的過程。上影的目標是打造包括高端的影院經營、綜合性的版權發行以及院線的完整產業鏈。
如果用龜兔賽跑比喻，民營企業好比是兔子，沒有包袱，而國企是烏龜，揹着很多包袱。通過改制解決了歷史問題，又進入了資本市場，任仲倫相信，上影集團的綜合實力會在未來的幾年中迅速體現出來。
更多的磨合需要探索。對於在一線摸爬滾打的電影人來説，國有電影廠的體制跟現代電影業相比，顯然已經滯後。國有企業實行集體決策，過程依然比較漫長。電影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國有資本投資時有保值增值的規定，而許多電影投下去是有風險的，拍完後進不了院線的佔大多數，導致投資時的猶豫不決。
“國有資金基本不敢投資電影，只敢跟人合作投資。但現在的民間資本不願跟國有資本合資，民間資本只要成立一個影視公司，自己拍戲，按照程序報批審核就行，又何必找一個有條條框框的國有公司合作呢？”江海洋告訴記者。
堅守陣地
儘管國有電影製片廠在市場大潮中一度處於邊緣，但它得天獨厚的優勢不容小覷，長久以來積澱的傳統和品牌，在條件成熟時必將大放異彩。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歡迎。
在當今人人都可以拍電影的時代，傳統國有電影廠對拍攝的精益求精，對社會價值的把握，對輿論的引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興東説：“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大決戰》、《大閲兵》等系列，可以説是在為國家寫史，為民族立傳，為人民塑像。時間會檢驗作品，那些流行的宮鬥劇、青春片不過是過眼雲煙，而這些才是十年後、百年後都能顯示的歷史價值。”
“一個國家的電影藝術水平是國家的臉面，我們的夢想是在市場的發展下創造帶有中國文化印記的電影工業。”全國政協委員、導演陳凱歌也表示過同樣的思考。民營資本也好，國有資本也好，一旦放開就是自由競爭。如今，幾百上千人的大影院早已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民營電影院。開發商們將影院買下來變成商業城，根據觀眾的需求，修建多廳影院，將原來的大廳變成小廳，票價提高。影片的內容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馮小剛拍攝的電影《一九四二》，被有關人士譽為“馮小剛最好的電影”，並預測它會成為第一部票房單日過億的華語電影。然而首映日票房僅2600萬元，不僅不過億，甚至不如兩年前《唐山大地震》的首映日3620萬。接下來的票房效果也平平，遠不如他之前拍的賀歲喜劇片。單純以市場為導向的創作，都跟風去投資氾濫的喜劇、青春、綜藝節目大電影，難免會讓中國電影市場類型越來越狹窄。馮小剛也不由感慨，這會對中國電影的發展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將導致沒有製片人會願意繼續投資一部嚴肅的電影。
江海洋前些年拍攝了一部電影，名為《高考1977》。“當時廠長説，我們要為歷史留下一些東西。下決心給了1500萬元，虧了我們也敢承擔，沒想到它後來掙錢了！”他告訴記者，這種情況並不多，國有資本真的要做到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的電影是道德的高地，還是人來車往的碼頭？要有清楚的定位。我們要創造時代的經典，要研究觀眾的喜好。”江海洋電影生涯幾十年，初心不改。
“再好的社會效益、精神價值也要通過市場來實現，不能孤芳自賞。之前蜚聲的《建黨偉業》、《建國大業》等著名主旋律作品，收到觀眾的熱烈反響，是動用了很多市場的手段，所以説考慮市場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王興東認為，國有電影製片廠應該更多佔領院線和網絡陣地。“現在的影院以民營為主，比如説萬達在各大城市都建立了影院，他們大量放自己投資拍的片子，過去的邵氏兄弟公司，專放邵氏兄弟出的片子。而過去國營電影企業，很少有自己的院線，這是一大弊端。在網絡上，一些優秀的主旋律影片也應當加強宣傳營銷，吸引更多觀眾，達到好的傳播效果，讓優秀的影視作品通過各種平台走近觀眾、深入人心。”
編輯：yv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