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周興:瓦格納是一個“現代性”的案例
尼采在《瓦格納事件》中把瓦格納看作一個“現代性”的個案,説藝術可以避開瓦格納,但哲學怎麼也迴避不了瓦格納。現在我願意認為,尼采是對的,瓦格納音樂和瓦格納著作確實表現了現代性的人性衝突,包括古今衝突,包括革命意志與虛無主義的衝突。瓦格納主要是通過他的藝術和藝術革新來表達他的理想的,而他的藝術之所以具有當代性,是因為它傳達了現代人性的衝突和困厄,另外就是瓦格納的“總體藝術作品”的藝術觀,對於今天的藝術具有重要的指引意義。
瓦格納歌劇的主題主要是北歐神話(古日耳曼神話),但他的着眼點卻在當代。瓦格納看到了在他那個時代已經表露出來的歐洲文明的危機,看到了基督宗教的敗落,看到了工業文明的危害一面,於是他希望用藝術傳達神話,用審美解放人生。瓦格納始終把藝術當作人生本身,賦予藝術以革命意義。
偉大的藝術總是超越時代的。包括尼采討厭的《帕西法爾》等,瓦格納藝術的確有未來性。這也合乎瓦格納對於藝術的未來性的預期。在《藝術與革命》中,瓦格納斷言:“過去藝術沉默之時,政治學和哲學便開始了;現在政治學和哲學終結了,藝術家重又開始了。”這是瓦格納對於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預言,而不只對他那個時代講的。當時是1849年。對照博伊斯(德國藝術家)之後當代藝術的力量,我不得不承認瓦格納的天才。
哲學家尼采與音樂家瓦格納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可看作哲學與藝術之關係問題的典型個案。開始時,年長的瓦格納聲名赫赫,而年輕的尼采則剛剛被聘為巴塞爾大學的語文學教授,在文化界和學術界影響還不大。瓦格納對青年尼采十分欣賞,尼采對瓦格納則崇拜有加。在通過藝術-神話解放人生,拯救頹敗的文明這一點上,瓦格納給予尼采決定性的影響,促使尼采寫作了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在這本書中,尼采通過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兩個神話形象,分析了藝術的二重性本質,並把希臘悲劇這一藝術樣式理解為最美好的藝術;進而揭示在哲學和科學時代悲劇的衰落和滅亡;最後期待以瓦格納音樂為代表的德國藝術給歐洲帶來藝術的復興。
但好景不長,幾年後尼采就開始離棄瓦格納。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性格和人際方面的因素,更有思想立場上的分歧。光説思想上的,尼采後來反瓦格納,主要是因為瓦格納後期失去了早期的革命性,而轉向了支持王權,並且在作品中傳達出基督教式的理想。按尼采的説法,瓦格納恐怕屬於“不完全的和消極的虛無主義”,而他自己則是“完全的和積極的虛無主義”。尼采一直都重視瓦格納,把瓦格納視為自己的“對蹠者”。這就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瞭解兩者關係,兩者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瓦格納是很複雜的。國內差不多還談不上真正的瓦格納研究。所幸瓦格納的歌劇作品都有了中文翻譯,但瓦格納的理論著作基本還沒有翻譯和研究。我覺得要注意的是,其一,不能因為希特勒喜歡瓦格納音樂,就斷言瓦格納音樂是納粹音樂。這一點對尼采同樣適用。其二,不能因為瓦格納推崇日耳曼神話,就推出瓦格納音樂具有種族主義傾向。其三,也不能因為瓦格納人品上的問題簡單地否定他的藝術成就。
但很難説瓦格納是自成一家的哲學家,當然他是有哲學思想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哲學見解的。瓦格納的思想比較混雜,其中主要有兩項,其一,瓦格納是叔本華迷,叔本華是意志哲學的開創者和悲觀主義者;其二,瓦格納還深受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影響,至少在前期,是一個極端自由主義者。在革命時期,瓦格納説過這樣的“狠話”:“我希望打破權勢、法律和財富的桎梏。人類唯一的主人只能是自己的意志,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慾望。自由和獨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凌駕於自由和獨立之上。”當然,後期的瓦格納成了“保皇派”,就不至於講這種“狠話”了。
我發現,瓦格納與尼采都算不上通常意義上的“好人”,但並不影響他們對人類藝術和哲學的貢獻。一味從道德上判定一個藝術家、哲學家的作品和思想,是不當的。其次,真正徹底和純粹的革命者是少見的。
瓦格納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這不僅是因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對瓦格納的崇拜,更是因為瓦格納本身是一個革命者,並且賦予藝術革命以政治革命的意義。如果説藝術與政治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文化主題,那麼,瓦格納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着手處理了。而對於藝術家來説,關鍵還在於作品,在於作品的意義是否有足夠廣大的境界。
我願意説,瓦格納在生活上是一個非道德論者,在政治上是一個浪漫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哲學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在藝術上是一個志向高遠、具有未來指向的浪漫主義大師。這些個因素加起來,瓦格納可能就是尼采所講的“現代性案例”了。
(作者系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瓦格納事件-尼采反瓦格納》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