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廠拆遷被疑投資商業地產 遭老職工抗議
9月中旬，一批在演藝界德高望重的前輩高舉橫幅聚集在有着62年曆史的北京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北影廠”）門口，他們高喊口號，義憤填膺。與此前他們現身公眾視野不同的是，這一次並非電影拍攝，而是真實抗議。
在由老一輩演員及北影廠老職工組成的抗議隊伍中，93歲高齡曾參演過《紅樓夢》、《卧虎藏龍》等鉅作的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原北影廠著名演員黃素影坐在輪椅上，其手舉的一副標語異常醒目。上書：“中影集團，你的本質是電影不是房地產。”這條標語的直接指向正是當下廣受外界關注的北影廠拆遷問題。
一個月前，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發佈信息稱，位於北三環中路77號的北影廠開始部分拆遷。隨後，中國電影集團也宣佈，各單位人員必須於9月30日前撤離北影廠。屆時拆遷後的舊址將投資建成一個新的城市綜合性建築——北京益田國際夢工場。
成立於1949年的北影廠是中國最大的電影廠之一，在經歷了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歲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最後輝煌”後，北影廠此後開始走下坡路。1999年2月12日，經國家經貿委批准，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直屬的中國電影公司、北影廠、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中國電影器材公司、電影衞星頻道節目中心、北京電影洗印錄像奇數場、華韻影視光盤有限責任公司等8家單位進行資產重組，中影集團就此組建成立。
作為北影廠的母公司，中影集團在此次項目拆遷中扮演的角色則備受關注。
《鳳凰鎮》、《晚安北京》等熱播劇的導演徐向鋒向本報記者表示，中影拆掉了北影廠就等於拆掉了我們的一段記憶，歷史的傳承在向利益低頭。 “對於老北影廠，很多人是有深厚感情的。有些傳統的應該被保留，而不是看到利益就往前衝。”《草芥》、《刺青》等劇的導演王笠人對記者説。不過，這些聲音似乎正與中影集團發展的思路背道而馳。
“中影集團有房地產方面的戰略規劃，讓房地產、物業成為一個新的增長點。”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此前表示。
但對於韓三平的戰略方向，也不乏一些行業人士的質疑：“長影廠的紅旗街廠區拆了，上影廠的漕溪北路廠區拆了，現在北影廠北三環的廠區也賣了，都去做房地產了，誰來拍電影？”
而在爭議的另一端，支持者則認為，地產業務本身就是電影全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在中國電影市場整體環境存在先天缺陷的背景下，擁有一個多元化經營的母公司更是顯得十分必要。
截至目前，圍繞中影集團地產業務的正反激辯仍未平息，記者多次聯繫中影集團，但中影集團官方未作出任何回覆表態。
保衞“老北影”
“錢可以再賺，賺了也會貶值，但文化這種東西，斷了就是斷了。”自官方正式公佈北影廠拆遷的消息後，圍繞北影廠的“保衞戰”便就此打響。
“我是長春人，曾經長春最有名的就是長春電影製片廠，這些年長影經歷了賣地、搞地產的痛苦蜕變，直到現在，長影的員工依然是痛苦和殘缺的。我不希望北影有一天也變成這樣。”《鐵齒銅牙紀曉嵐》的知名編劇、策劃人史航對記者如此説道。
1971年出生的史航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他回憶，自己人生的第一部戲《京城鏢局》便始於北影廠，拍攝地點也正是位於現在即將被拆除的明清風情街。
“錢可以再賺，賺了也會貶值，但文化這種東西，斷了就是斷了，我不信在那裏建了幾個大酒店和文化中心就能夠延續北影廠的文化意義。”史航説。
事實上，明清風情街是北影廠中最具特色的拍攝點之一，曾經有1000餘部電影在這裏拍攝，其中包括《末代皇帝》、《霸王別姬》、《紅樓夢》等經典影片，而相比此前這一拍攝點人羣湧動的拍攝場景，眼下青磚古牆上那個碩大的“拆”字則顯得異常刺眼。
去過北影廠的人士描述，在明清風情街的對面，有一塊工地正在施工，一輛挖掘機已經在工地上刨開一個大坑。而北影廠南側的“榮寧府”也已經呈現一派荒廢的景象，上面貼着一份通知，“自2012年7月27日起，北京電影旅遊城公司停止營業。”
“推土機是不長眼睛的，在它看來，就是把兩米高的東西推倒變成一個坑。但人是長眼睛的，如果中影執意要把電影文化的東西，用純物質的角度來衡量的話，那未來北影廠的命運一定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多留下幾十個坑而已。”史航説。
在北影廠保衞派中，史航只是代表之一，這條“統一戰線”裏還有北影廠原廠長兼黨委書記、國家一級導演宋崇。
9月20日，宋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反對北影廠拆遷，原因有兩點。一是電影文化是需要靠原址來獲得傳承的，你把這個廠抹掉了，那麼這段歷史也就一起被抹掉了，現在韓三平他們想的就是如何賺錢如何增值，對於電影文化、歷史的傳承都考慮的少了。二是這場拆遷沒有透明度可言，我們反對暗箱操作，不透明就會產生貓膩和腐敗。協議説建成後分給北影廠5萬平方米住宅區，這個5萬平方米職工可以分到嗎？分配權在誰手中，項目惠及到大家，還是少數人？”
宋崇認為，這次的拆遷事件，他們事先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事後也沒有收到任何交代，沒有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沒有公開評估，也沒有公開招標。“中影集團瞞着我們把北影廠給賣了。”宋崇説。
此前，相關報道顯示，中影決定將整個北影廠東遷到懷柔基地時，曾鼓勵居住在北影廠裏的老員工簽字支持，並許諾每一名簽字者將獲得現金補償。
起初，少數老員工僅以為是改遷住址，均簽字同意。而拍攝基地的拆遷消息傳出後，老員工才意識到被矇蔽，隨即紛紛表示抗議。
9月3日，中影集團黨委書記焦宏奮與北影廠職工見面，就北影廠拆遷問題探討看法。北影廠退休職工、著名電影洗印專家王雄激動地説：“不是説你們什麼都不能動，不能改變。而是你們事先不和我們商量。現在媒體上都説北影廠拆遷，其實這是不對的，北影廠只有拆，沒有遷。拆完北影廠就沒有了。你們現在發通告説懷柔建的是懷柔北影基地（新北影廠），可那兒寫的是中影集團電影數字生產基地，根本沒有北影兩個字。”
對此，一位地產界人士則向記者表示，法律上沒有規定公司土地產權轉讓需要經過職工工會審議的，這不是企業破產清算，在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
土地產權糾葛
“土地證在總參手中，這就成了歷史遺留問題，拖了很久。”除了文化傳承及情感因素外，北影廠的拆遷內幕似乎也並非那般簡單。
中影股份的一位知情人士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因為那塊地的產權是屬於部隊，不是中影的，所以放着也很尷尬。”
而針對這一土地產權歸屬問題，宋崇向本報記者證實了這一説法。“最早北影廠的地址在沙河（現北京農學院所在地），文革期間，江青抓起了樣板戲，要把樣板戲拍成電影，因此經常要來北影廠看樣片，看拍攝過程。因為覺得沙河太遠了，所以決定要將北影廠搬至市區。”
“當時江青就和李先念坐車在北京兜圈子尋找空地，後來車開到測繪局那就停下來了，測繪局是總參謀部的地，測繪局旁邊就是解放軍測繪學院，當時恰好總參要把測繪學院遷到外地去，留下的空地就給了北影廠。”宋崇回憶道。
宋崇説：“那個時候誰也沒想到過土地產權證的事。後來總參提出，北影廠的這塊地其實是他們的，這時候我才發現當時我們辦手續的時候土地證都沒有辦，土地證在總參手中，這就成了歷史遺留問題，拖了很久。”
或許是土地產權的問題，2009年5月，北影廠的三個攝影棚在拍攝完新版《紅樓夢》後，就很少再開拍新片，外來劇組租借場地拍戲的情況也少了很多。
而與此同時，中影集團獲得了國家從懷柔地區劃撥的一塊土地用於建設廠房，因此此後數年間，北影廠的主要部門已陸續遷往位於北京懷柔的中影集團數字製作基地。
宋崇稱，中影集團這次把北影廠的土地還給總參一起開發，從而獲得了10億元補償。土地所有權只是北影廠拆遷的一方面原因，還有另外的因素則是因為韓三平考慮到中影股份的上市問題，“他或許需要這筆錢來包裝業績”。
公開資料顯示，今年2月8日起，北京環保局已經對中影股份進行環保公示，中影股份的IPO之路已開始啓動。不過對於中影股份的財務情況，目前外界並無實際掌握。
據媒體相關報道，北影廠拆遷後建設的北京益田國際夢工場總佔地面積17萬平方米，規劃總建築面積66萬平方米，定位為“北京創意文化特區”，項目建成後將集國際五星級電影主題酒店、國際5A級中國電影大廈、高端精品益田假日廣場購物中心及頂級豪宅為一體。
不過，反對者對此並不“感冒”。史航説：“現在把北影廠拆遷，就等於把黃金的藝術品融化成了金疙瘩。”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教授邵奇向本報記者表示，電影集團追求多元化發展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對經濟利益的追逐不能壓倒對歷史的正確態度，北影廠拆掉就一去不返了，“文化的東西沒有後悔藥。”
“就像有一次電影節我去江蘇江陰，當地領導説，現在我們後悔啊，江陰本來是著名電影演員上官雲珠的故鄉，以前我們不懂，把她好多的舊址都推倒了，現在看來這些舊址個個都是非常好的文化展覽地，可以對當地的旅遊經濟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邵奇説。
目前，北影廠原址僅有主樓、東樓和西樓三處被列入《北京市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將會予以保留，而其他原址拆遷完畢後都將進行房產項目建設。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近300名北影廠職工和離退休人員聯名寫信反對北影廠拆遷用作商業地產開發。
對此，史航感慨地表示：“當我看到那羣老藝術家們聯名反對，用自己的行動來保護北影廠的時候，我覺得深具同情，但毫無信心。但如果我們不去保衞，一聲不吭沉默，那過後想想可能會是更悲傷的事情。”#p#副標題#e#
地產的現實邏輯
除中影集團以外，長影等國營老廠也都面臨着事業單位轉制企業後的經濟壓力。
操刀建設北京益田國際夢工場的是北京中影益田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稱“中影益田”），據中影益田總經理許勁介紹，中影益田是中影集團和深圳益田集團全方位合作的結果，兩者在資源上是共享的，除上述項目外，兩者還在中影懷柔影視基地的奧斯卡城項目上有合作。
北京市國土資源局信息顯示，中影集團和益田集團在2009年7月份取得了上述項目的土地使用權，拿地價為1.39億元，摺合樓面地價僅為804元/平方米。該項目總面積5.6平方公里，益田集團投資120億元建造中國影視主題綜合體，其業態涵括了酒店、寫字樓、風情商業街、高端公寓以及目前在售的住宅項目影人四季花園。
目前，中影集團和深圳益田的項目具體合作方式，以及收益分成比例外界知之甚少。而在與益田集團合作之外，中影還下設全資子公司中影房地產開發公司，承擔集團內部有關的房地產開發、經營項目。
韓三平稱，中國電影行業現在需要多頭髮展，中影集團未來除了發展不同的電影類型，同樣需要開發其他附屬產品。由於房地產業務尚處於培育階段，因此還不好談未來房地產收益佔集團收益的份額問題，但跨界房地產的步伐正在加快已毋庸置疑。
儘管來自北影廠的導演和編劇們反對中影涉足地產業務，但邵奇認為需要更理性來看待電影界的這一趨勢。
“可以説不單是中影，長影、上影這些國營老廠都面臨着事業單位轉制企業後的經濟壓力，他們和華誼兄弟不同，後者沒有任何歷史包袱輕裝上陣，但是中影他們還需要解決一大批老職工的養老待遇問題。”邵奇説。
宋崇在採訪中向記者證實了邵奇的這一觀點。身為北影廠原廠長兼黨委書記的他2004年從北影退休，退休金僅為1200元。“我做廠長的時候北影廠職工有1200多人，因為北影廠當時是企業，因此退休金參考標準依據的是北京市平均工資。當時我們100多個老藝術家聯名寫信給國務院，説我們辛辛苦苦為電影奉獻了一輩子，退休後這個待遇太低了，後來國家特批給我們加了退休金，從1200元漲到3000多元后來又漲到5000多元，其中多額的部分是中影給的企業補助。”
無獨有偶，上世紀90年代初，廣電部啓動了中國電影機制改革3號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統購包銷國產故事片，各製片廠必須自負盈虧。在此背景下，四大製片廠之一的長影也在轉制過程中舉步維艱。從1991年開始到1997年，長影連續6年虧損，累計虧損3000多萬元。3200人的電影廠流動資金只有3萬元，瀕臨倒閉。
事實上，退休人員工資偏低、廠辦大集體改制和退養人員工資封頂問題一直以來是壓在長影頭上的“三座大山”。
本報記者瞭解到，長影退休導演的退休工資僅1500元左右，作為企業補貼，長影每年要自掏1380萬元作為補助。同時在長影改革時，為防止事業退休辦法政策有變，因此採取一次性繳納了退養人員所有的社會保險，工資封頂政策。此後埋下後遺症，退養職工存在工資偏少的問題，長影為此必須再掏出2088萬元資金解決問題。而長影的廠辦大集體附屬企業公司和服務大隊，涉及人員900多人，改制成本則需3800萬元。
重壓之下，長影也開始變賣土地，涉足地產業務。
其先將長影老長區21公頃土地以3億元價格賣與長春國信集團，此後又於2005年在長春圈地540畝，投資10億建造了長影世紀城。今年又在海口圈地7000畝建設“環球100”電影主題公園。
長影集團董事長劉麗娟此前向媒體表示，長影改制之後，拍電影的資金不再有國家投資，都必須由企業自己籌措，因此發展房地產業務是為了反哺主業。
對此，前瞻產業研究院電影行業分析師羅娟向記者表示，目前全產業鏈是國內外電影集團都一致認可的發展方向，而地產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比如美國迪士尼，在全世界投資建設主題公園，迪士尼約17%的收入來自電影票房，其他的主要收入來自電影主題公園等衍生品。中影長影嘗試多元化運營，涉足地產業務無可厚非。
但中投顧問文化行業研究員沈哲彥則認為，這將使電影企業脱離本質，當電影企業利用政府優惠政策進行赤裸裸的房地產開發成為普遍現象時，不僅電影業發展受阻，也給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重大影響。電影企業進軍房地產行業雖然能讓電影企業短期內獲得暴利，但也會將使電影企業的業務本末倒置。
史航説，他對於電影集團出於歷史包袱而轉做房地產的“藉口”也難以認同。“這讓我想起《亂世佳人》裏面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一羣人坐船經過一個海峽的時候風浪很大，於是他們就把船上的麪粉都扔到海峽裏，想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再去撈，但到時真的還能收得回來嗎？”
“長影在經歷了地產化的改變後，許多長影廠裏珍貴的檔案，珍貴的劇本、各類資料，以及演員的私人影集現在就當廢紙一樣在地攤上賤賣，我哥哥就在長春的地攤上買到過這些東西，這難道就是地產化經營反哺主業的成果？”史航質疑説。
虛火產業鏈
國內嚴格的電影審批以及宣發的高成本讓許多電影產品“尚未面世，便已謝幕”。邵奇認為，電影集團頻頻涉足地產背後的另一大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電影產業鏈的畸形現實。
2001年國內電影產量約100部，票房收入約9億元，此後電影市場每年以約50%的速度瘋長。2010年，國產電影產量為526部，票房收入突破100億大關，同比增長63%，2011年票房收入131.15億元，同比增長30%以上。在目前國內GDP持續放緩的背景下，電影行業幾乎呈現出不可想象的高增長。
但高增長的背後，電影企業虧損日盛。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説，中國電影產業看似風光，不過，超過90%的投資處於虧損狀態。
華宇電影有限公司總裁孫航宇對本報記者説：“小成本、小投入的影片要在扎堆上映的如今脱穎而出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但高投入、大手筆就一定會有回報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國內電影市場風險叢生。”
一個在業內傳道的案例是，2009年台灣首富、鴻海集團創始人郭台銘投資上億元、歷時五年製作的史詩大作《白銀帝國》上映，為還原影片中主角康老爺父子票號“天成元”的龐大建築羣視覺效果，影片就此花掉了1000萬，同時為追求大規模使用特技效果，又花費2100多萬人民幣，然而這部投資上億的影片最終的票房收入僅為1800萬，扣除院線和發行的票房分賬，整部電影出品方的實際投資收益不過600萬元左右，尚不足某個拍攝環節的零頭。
邵奇評價説：“中國電影市場最大的問題在於票房收益成了投資方唯一的寄託，在好萊塢的電影產業鏈中，投資收益的30%依託於票房，而剩下的70%都是來源於電影衍生品。因此不會像國內因為一部電影的票房收益而虧損至血本無歸。”
電影衍生品包括電影音像製品、光碟、遊戲、玩具、形象授權、在電影頻道和付費電視頻道播放等。“但是國內的尷尬現實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盜版橫行讓DVD、形象授權完全沒有發展的土壤。而向電視台轉讓的放映價格又極為低廉，總體來説就是中國的電影公司除票房外，缺少穩定的營收渠道，隨時都有虧損的風險。”邵奇説。
“在影視投資風險較大的情況下，中影嘗試做多元化經營，涉足房地產無可非議。中國電影廠背後需要有一個抗風險能力強，造血能力突出，可以有資金持續投入能力的母公司。”孫航宇認為。
而上述還算是能將電影拍出來併成功上映的“理想情況”，由於涉及意識形態等因素，國內嚴格的電影審批以及宣發的高成本讓許多電影產品“尚未面世，便已謝幕”。
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公司籌拍電影如果最終沒有獲得備案通過，將做劇本報廢處理；已經拍攝完成，經過審查、修改、審查後最終未獲得通過的，須將該影視作品報廢處理；如果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被禁止發行或放映，該作品也將做報廢處理。
導演徐向鋒向記者舉例闡述了這一政策風險：“我身邊的一位朋友曾經拿着廣電總局的許可證在國家允許的情況下開機的，結果拍完後由於廣電總局覺得不是很妥就不讓播出了。幾千萬投資就這樣付之一炬，打了水漂。”
孫航宇説，在管理部門報告中，2011年拍了故事片580多部，但一個月僅30部左右影片上映，這其中還包括進口影片。這樣算下來全年上映的影片不過300部左右，這意味着至少一半左右的國產影片其實是進不了市場的，而沒有放映自然等於沒有收入，其中的風險可想而知。
“很多人可能會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湧入電影的資本依然風起雲湧？那是因為電影產業的投入產出和其它商業非常不同，在電影市場，價格不是圍繞價值轉的，其他行業成本決定定價，而電影是憑觀眾的感覺決定收益。一旦成功，回報率不是100%、200%，而是1000%、2000%的收益。這是一個永遠看上去很美的行業，總有投資者會前仆後繼地進來。”孫航宇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