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大師內維爾-馬里納:聽古典音樂內心強大
“因為今年4月15日是我90歲生日,現在的倫敦音樂台幾乎是每天24小時地播放我的各種錄音。你知道嗎?我只要一打開收音機,裏面就一定是我的錄音,每天都是這個架勢也挺嚇人的。”馬里納説,“我覺得如果今天的樂團還像我當年錄音時那樣演奏,多聽無妨。但很遺憾,一切都在改變,並不是都能找到當年的感覺了。”
從首席小提琴手到樂團指揮
北京晨報:您的第一張錄音是什麼時間?
馬里納:那時候我還是拉小提琴,78轉的老唱片,指揮是大名鼎鼎的富特温格勒,時間大概是1952年或者1953年。當時EMI 唱片公司的老闆是著名女高音施瓦茨科普夫的丈夫瓦爾特·雷格,他對富特温格勒説,“你的協奏曲能不能揮得快一些?這78轉唱片能錄進去的時長就這麼點兒。”富特温格勒説“沒問題!”這種事兒,別人可能有問題,但這是萬能的富特温格勒,不管要多快他都能做到。
北京晨報:什麼原因您成了指揮?
馬里納:我們在1958年創建了聖馬丁學院樂團,所有的樂手都是當時倫敦最著名的交響樂團中的好手。建立的初衷是因為大家在交響樂團中,並不能實現自己的意志,很多時候都是在貫徹別人的意志。大家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是為了實現自己的藝術夢想。在最初的兩年裏,樂團既沒有錄音也沒有演奏,大家在一起演奏5分鐘,然後停下來爭論一個小時,接着再排練5分鐘,再停下來爭論一個小時……我們也沒有指揮,我是樂團首席小提琴,就是我站起來帶着大家一起演奏。我們樂團的名字也還沒有叫聖馬丁,曾經叫“拒絕指揮室內樂團”。我的老師是著名的大指揮家蒙都。有一次,蒙都來看我們的演出,他給我建議是不是到美國跟他學習指揮,於是我就到了美國跟蒙都學習指揮,兩年後,蒙都對我説“你現在已經可以完全放下小提琴演奏,做一個真正的指揮站在指揮台上了。”
聖馬丁學院樂團演奏不劃界限
北京晨報:在中國,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第一批聽西方古典音樂的樂迷,差不多他們的第一張馬里納唱片就是您指揮聖馬丁學院樂團錄製的維瓦爾蒂的《四季》,那時候,這樣一張黑膠唱片是我們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一,所以大家都首選了這張最有名的錄音。
馬里納:一張唱片有那麼貴!這不會是玩笑話吧!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關於我的《四季》的這樣一個説法,我真的很意外也很高興!我非常喜歡這張唱片中的小提琴獨奏的拉夫德。他是英國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他是從新西蘭來到英國的。拉夫德完全可以在全世界擔任小提琴獨奏,但他卻只願意在聖馬丁樂團里拉琴。這個人對聖馬丁真的影響很大,作為樂團的一分子,他的演奏方式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我所要求的所有效果,他都可以做到,然後他就帶着聖馬丁的樂手們一起做。唱片封面上的羽管鍵琴西蒙·普萊斯頓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管風琴演奏家。在聖馬丁樂團每一個人都很重要,沒有誰是配角。
北京晨報:最初,中國樂迷很自然地把聖馬丁歸類於倫敦眾多巴洛克古樂團中,但很快又發現似乎聖馬丁不屬於巴洛克古樂團,風格廣泛,既讓人意外又感到驚喜。
馬里納:聖馬丁最初主要演奏的是包括巴洛克在內早期音樂,像維瓦爾蒂、科萊利曼弗萊蒂尼……你能想到的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都會演奏。但是,聖馬丁的演奏不會像巴洛克古樂團那樣去追求不揉弦的技法,我們不給自己劃界限,不僅僅演奏維瓦爾蒂、亨德爾,還演奏巴赫、海頓、貝多芬、莫扎特,因為曲目越來越廣泛,貝多芬已經接近浪漫主義,有了木管、銅管,已經是按照18世紀樂團配置了。
教堂裏走出的“苦孩子”
北京晨報:當年為什麼會給樂團起了一個“田野上的聖馬丁學院樂團”如此充滿詩意的名字?
馬里納:我們在第一張錄音時必須有一個正式的名字了。樂團的羽管鍵琴手是田野上的聖馬丁教堂的管風琴手,他建議在這座教堂裏做一次公開音樂會,就用這座教堂的名字命名樂團。而且17世紀時,倫敦的一批追求科學與藝術的青年人就聚集在這座教堂附近,以學院的形式面對公眾,我們的樂團成立的宗旨很像當年的這些年輕人,於是就用了這個名字。
北京晨報:2012年我在倫敦還在聖馬丁教堂門口看到了樂團的演出海報,但沒有時間去聽這場音樂會。聖馬丁來過北京幾次,但從沒有聽過它在教堂演出的效果。
馬里納:聖馬丁教堂的聲音其實不太美,如果你去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就知道,所有的樂團在那裏都會發出非常美妙的聲音,那是被音樂廳美化的結果。而聖馬丁教堂剛好相反,就像把你卸了妝一樣,你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非常真實。這樣對聖馬丁樂團也很有幫助,在那裏你必須把每一個和聲的細節都做到非常完美,才能發出美妙的聲音。大家後來都在説聖馬丁的音色非常美,我們是“苦孩子出身”嗎!
“聖馬丁”是音樂民主共和國
北京晨報:您的藝術生涯已經超過60年了,歷經全球古典音樂界的變遷,您如何看待古典音樂的過去和未來?
馬里納: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英國所有的樂團都還不夠國際化和職業化。像倫敦交響樂團都還不能算是一支全職的交響樂團,每週也就是一到兩場音樂會,工資不夠,樂手在業餘時間要去酒吧演奏,或者給默片電影配樂,才可以維持生計。巨大的轉折點在二戰結束後,古典音樂、交響樂團變成了流行文化,市場很好,樂團之間開始有了競爭。另一個轉折點是瓦爾特·雷格成立了英國愛樂樂團,他有極其豐富的資源,能夠招到最好的樂手,工資很高,樂團職業化程度很高。
在美國的四五十年代,情況就非常不一樣了。樂團與樂手的簽約是一年30周,但他們卻希望一年52周都在演出。樂團在夏季做音樂節、夏令營之類的,因此發展得很快。而在職業化之後,首先是樂手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甚至有終身制的出現。另一方面,樂手的地位越來越穩固,指揮、樂團總監的權力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像喬治·塞爾、斯托科夫斯基那樣説一不二的“暴君”指揮就很難出現了。
美國的樂團工會體制,改變了整個世界交響樂團界的生態。這樣的體制對樂手是非常好的,但是終身合同會導致樂手太老了,狀態沒有了,卻不能有更好的年輕人來替代,樂手因為沒有後顧之憂而變得不那麼賣力氣演奏的情況也是有的,這對音樂是一個傷害。而我們的聖馬丁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人擁有合同,我們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即便我對某個樂手的演奏有看法,我也是以一種探討的方式和他溝通,他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們像是一個音樂民主共和國,這也是聖馬丁不同於其他樂團至今仍能保持對藝術最本真的熱情的根本。
接觸古典樂需要機會
北京晨報:今天還在錄音,您對錄音的想法和要求與當年有變化嗎?
馬里納:以前聖馬丁散漫的方式今天是不可能了,當年我們有一次錄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上午11點開始工作,但狀態不好,12點就收工了。大家一起去吃午飯,散步,下午回來接着工作一直到午夜,沒有人抱怨。而現在條件和心態都已經不允許那樣做了。樂團和唱片公司也更願意錄製音樂會現場了,倫敦交響樂團一般都是第一場調整狀態,第二場就錄現場,音樂會結束後,再把一些有問題的片段補錄一下。這與錄音棚錄音相比,細節丟失得非常多。當年聖馬丁的錄音會經常停下來討論,然後再接着錄音,這個過程對樂團的藝術風格和品質非常重要。
北京晨報:進入21世紀,古典音樂出現大量的問題,歐洲很多歌劇院關門了,樂團發不出工資,很多人不看好古典音樂的未來。您如何看待古典音樂的未來?
馬里納:古典音樂的未來,教育很重要。在今天,年輕人都去聽搖滾了,沒有機會去接觸古典音樂,所以機會很重要。很多人沒有機會接觸,就很遺憾。當年聖馬丁為電影《莫扎特》錄音,很多人就是因為看了電影而喜歡上了莫扎特,喜歡上了古典音樂,知道了聖馬丁樂團。票價如果太高就會把年輕人拒之門外,因此政府應該在這方面給予資助。其實古典音樂無論是聽還是演奏的人內心都很強大,因為你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去感受、理解它。
老人的音樂生活
北京晨報:業餘時間您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的?
馬里納:對我來講,沒有音樂之外的生活。我在全球各地的樂團指揮演出,與不同的國家的樂團一起工作,會有不同的樂趣和新鮮感。我馬上就90歲了,才第一次來中國,這讓我非常興奮。我的演出日程依舊是非常繁忙,今年,我要錄製6張唱片,去11個國家,指揮70場音樂會。
北京晨報:您如何保證體力呢?
馬里納:沒有保證,喝咖啡就是保證了!非常幸運,我的父母給了我一個健康的體魄!我住在鄉下,我是自己駕着陸虎回鄉下的家中,在家的時候,每天都要打網球,當然啦!我的對手一定是要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呦!有這個愛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