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磊的《麻煩家族》看中日IP交易，以及新導演的困局
日本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最終判斷不是單純以價格，不是以錢的多少來做決定
“在日本買版權最好的一點就是，他最終的判斷不是以錢的多少來做決定。”
“巖井俊二的在華經紀人”是他在媒體面前常被賦予的標籤。事實上，這早已是陳年舊事，1996年的《燕尾蝶》是他和巖井俊二導演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標籤的由來。和日本市場打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交道，中國人裏面最懂日本電影市場的，他一定是其中之一。
他就是顧曉東——曾經擔任導演、製片人、也做過策劃人和演員。黃磊的導演處女作《麻煩家族》之所以能夠獲得山田洋次導演作品《家族之苦》的翻拍權，與顧曉東和山田導演十多年的友情基礎有很大的關係。上週這位中國的“日本通”，聊了真實的日本本土電影市場、版權買賣與中日新導演的困境與破局。
顧曉東
日本電影市場：觀眾不喜3D偏愛國產片、電影製作預算低到難以相信
“中國人可能會覺得特別不可思議，出租DVD？”
在互聯網迅速成為中國市場主流的這些年，日本電影產業的收入有一大塊依然是通過二次利用，即音像製品等其他的收入來撐起。“票房能佔到一半，另外一半是需要通過版權、特別音像製品這樣的市場來回收。DVD出租業務依然健在。”顧曉東笑稱，國人一定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日本三大音像店之一——TSUTAYADVD出租店的內景一瞥
在2012年被中國超越之前，日本原本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而現在，中國影院市場的票房已經達到了日本的四倍。
“日本觀眾不太喜歡3D，也不那麼欣賞好萊塢的系列電影。”顧曉東説道，“因為沒有配額限制，在日本這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每年上映的國外電影在600部以上。但是日本觀眾更喜歡看國產電影。日本國產片和進口片的市場佔比差不多在6：4，國產電影占了60%。”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好萊塢電影頻頻在日本市場遇冷的問題。
日本市場形態成熟且多元化的同時，觀眾選擇電影的態度卻涇渭分明。舉個例子，在中國電影節上一票難求的是枝裕和導演，其作品在日本國內卻不能算是主流商業電影。加上日本國內觀眾立場鮮明，若不是自己喜歡的影片，“另外一批人可能就是完全不看這個電影”，所以也極少出現對某部電影一哄而上的追捧事件。
本土傳統消費習慣遭到多重打擊，日本電影的預算也在走下坡路。“其實日本新導演出頭不會很難，因為日本觀眾接受本土的文化，也願意看到新面孔。但是他們找預算真的太難了。”
顧曉東透露，2015年代表日本去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百元之戀》，整個電影的預算“低到我們可能無法理解”——僅有1500萬日元（不到100萬人民幣）。
“所以，電影這個職業在日本現在不那麼被憧憬了，因為電影從業者的壓力很大。”
當日本IP版權開始大熱：版權體系的成熟和嚴謹對中國商人來説或許是個難題
《麻煩家族》是山田洋次導演第二部被國外翻拍的電影，上一部是《幸福的黃手帕》（以下簡稱《黃手帕》），《黃手帕》在當時被美國翻拍。
在《麻煩家族》中，黃磊加入了《黃手帕》在電視上播放的片段，相當於給了山田導演一個致敬。僅僅是這一個鏡頭，製片方就要先後找到松竹映畫、高倉健等方面，徵求同意才能使用。除此之外，由於當時山田導演是看了美國一個報紙的報道之後，才給了他靈感來創作，所以製片方還要去找到那位寫了報道的美國人，徵求同意，最後才用上了這幾個鏡頭。
“這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知識產權的體系。”顧曉東説道。
日本版權一直深受各大市場青睞。他認為，對於日本來説，價格並不是最大阻力，最關鍵的還是專業。
講到這一點，顧曉東提起了一個烏龍事件。今年年初傳出消息，某位日本著名導演的經典電影將被翻拍成中國版。而該片導演直到看到新聞，才知道消息。因為早期的作品版權不在導演手裏，而導演自己也根本忘記了管理版權的電視台好像曾經徵詢過銷售版權這件事。
“首先，捋清楚版權到底是誰的，跟誰談才是對的。找到版權的擁有者或者管理者，因為擁有者他也可能不管理。”
有了一個清晰的路徑之後，下一步便是以專業的態度來給出從製作到宣發的（英文／日文）完整提案。最重要的就是讓對方清楚，你是誰、你為什麼想改編這個IP、你將會如何改編、方案是什麼、在什麼平台播出、用什麼卡司等等這些基本信息——細化的方案能夠贏得信任，再加上別具一格的改編理念，這些是談判的關鍵。
“日本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最終判斷不是單純以價格，不是以錢的多少來做決定。”顧曉東稱，多的時候，有十幾家公司爭奪一個版權，他也曾遇到過報出了8倍價格的人。但在已經擁有成熟工業體系的日本，錢早已不是第一考慮要素。
當然，人脈同樣重要——比如《麻煩家族》版權的順利漂洋過海，便正是因為顧曉東與山田導演的關係。據當時接近計劃的知情人向記者透露，顧曉東當時基本上是以製作費5%的價格買下的版權。
“華語新導演計劃”：師傅帶徒弟式的新導演成長生態
“我們曾經的製片廠體系不復存在了，以前在這個體系裏會有師傅帶徒弟這樣的一個過程，從學校畢業進到製片廠，從場記做起，做到副導演慢慢有機會做自己導演的片子。現在這個過程沒有了，這個體系沒有了，所以我們特別想為新導演提供一個新的良性生態環境。”
2014年，市場上出現了一部拼盤式院線電影《戀愛中的城市》。由關錦鵬、巖井俊二、魏德聖監製，文牧野、董潤年、韓軼、傅天餘、翼佳彤等導演執導。這個計劃在當時走得還是比較前端，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幾位新導演們能夠“一條龍服務”地感受電影從製作到市場的全過程。
該計劃正是由顧曉東在上海發起的，今年“華語新導演計劃”已進入到了第三屆。和之前一樣的是，挑選出30位導演，其中10位旁聽，20位由“計劃”來承擔包括食宿的所有費用。結束之後，便推出幾個導演，一起聯合制作一部院線電影——最初，大家甚至都覺得這是個政府的公益項目。
然而，短短三年過去，現在的新導演計劃幾乎遍地開花。市場上還出現了被稱為“新導演練兵場”的網絡大電影，顧曉東再次發起的這個計劃，又會帶來什麼不同？
“這次計劃會留下三個導演，因為五個導演的獨立篇幅的拼盤觀眾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們調整了影片的結構。三個人的故事也相對更加完整，觀眾的接受度會更好。”
此外，因為在舉辦第一屆新導演計劃時便發現新導演們的整體能力不是太平衡，因此隨後在導師陣容中加入了新的角色。“因為第一年來上課的導師都是導演，從第二屆開始我們就引入了像攝影、美術、錄音，今年還會有製片人。因為他是個導演，所以需要有一個很強的全局觀和整體的能力。”
對比中日新導演的區別，顧曉東認為，中國的新導演儘管擁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市場，但日本的新導演比在中國更容易被觀眾接受。因為在日本、韓國，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新面孔總是應接不暇，這和國民的接受形態有關，“他們願意看到新面孔”。而在中國，觀眾常常“不是明星不太願意看”，或是偏見地認為“外國的一定比中國好”。
顧曉東認為，早前《摔跤吧！爸爸》的逆襲也正是一種報復性的觀眾反映——
“其實從去年年底開始，演員的高片酬、替身等各種問題就一再地被詬病，整個社會對中國演員特別是小鮮肉持一種強烈的批判態度。這時候，來了一部主要演員為了拍片讓自己增減25公斤的電影，而電影又具備了很高的質量，這就跟之前的《大聖歸來》一樣，產生了一種報復性的觸底反彈，帶來了‘自來水’的泄洪，一下變成一個社會現象，擋也擋不住。”
市場再大是一回事。顧曉東認為，對行業真正有幫助的，還是一個良性健康的循環制度。“照中國現在這樣一個市場和體量來説，我們依然需要更多的優秀導演，年輕的新導演也依然需要更多的幫助，雖然我們力量有限，但是我們還會繼續堅持。”
編輯：jess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