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充和講故事:楊蔭瀏把崑曲工尺譜譯成五線譜
我對張充和説:“畢竟是戰爭時期,重慶那時候也經常要挨日軍轟炸,你們的曲社,怎麼維持正常的活動呢?”
“轟炸歸轟炸。那時候,重慶的各種文化活動還是很多、很熱鬧的。重慶曲社在城裏,以絲業公司做大本營;重慶師範,在北碚鄉下。曲社要唱戲演出,我就從北碚帶幾個學生過去,唱主角,再請人配戲,跑跑龍套什麼的。”
“那時候,曲社都唱過什麼戲?”
“就那麼幾齣,《刺虎》、《遊園驚夢》、《斷橋》、《思凡》、《鬧學》什麼的。當時勞軍,各部會聯歡,唱的都是老戲,沒有新編的戲。現在的小孩子,拉拉幾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編新戲了——弄音樂,哪有這麼簡單!”老人家忽然發起感慨來,“我在師範教戲,歸在音樂系。執掌音樂系、同時在曲社裏兼做文武場的,都是楊蔭瀏。他會彈琵琶,還會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戲,都從工尺譜翻譯成五線譜。先讓一個姓葉的學生來翻,楊蔭瀏自己再做校對;然後讓音樂系的學生去唱,讓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認真,足足翻譯了十個旦角戲,印出來給音樂學院做教材用,我這裏還有當時的稿本。他用中國樂器來配,翻得很準確,註上各種符號,還寫明‘張充和的唱法’,聽説後來還印成了書。”
楊蔭瀏(1899年—1984年),又一箇中國音樂史上如雷貫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讀者,也許無緣讀過他著名的《中國音樂史綱》、《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和一系列關於中國民族音樂的著述,但是,一定都聽過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滿江紅》。《二泉映月》這塊中國民族音樂的珍寶,就是楊蔭瀏在一九五○年間,回到故鄉無錫,親自為盲人流浪藝術家阿炳錄音、記譜而得以傳世的;古曲《滿江紅》,則是一九二○年代由楊蔭瀏以現代簡譜翻譯古譜,並填上岳飛原詞,才得以在民間廣為流傳的。
提起楊蔭瀏,張充和的神色變得活潑起來:“楊蔭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個absent-minded(跑神,不專注),我們在昆明的時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記得那時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盤,我覺得奇怪,問他,他告訴我,他在計算音樂裏的節奏。呵呵,他的算盤打得噼裏啪啦響,原來是在給音樂算節奏!”
屋子裏,一時充盈着張先生的笑語歡聲:“我到重慶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屬下的教科書編輯委員會,跟沈從文、朱自清他們一起編教材,我管詩詞、崑曲、音樂這一攤,沈先生管現代小説,朱自清管散文。那時候西南聯大剛成立不久,沈從文同時在西南聯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們一家住在一起。我們花二十多塊錢租了一個大佛堂,有四間小房可住人。前樓是沈從文一家,我住後樓;楊蔭瀏剛從後方來,住在旁樓;在西南聯大管行政的楊振聲,住另一個旁樓。我們幾家人那時候吃、住都在一起。楊蔭瀏在昆明學校教音樂和算學,每天夾着個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課,房門永遠不鎖,見什麼人都點點頭,説:‘對不起,對不起!’其實我知道他心裏總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楊振聲、梅貽琦幾個人,老遠的跑到昆明學校去看他,他看見我們,點點頭就走過去了,我們只好直接到他房間去了——他的房門永遠開着的,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恍然想起我們是他的客人,慌忙從外面跑回來,連説:‘對不起,對不起!’”
張先生説着呵呵笑起來,“楊蔭瀏研究的樂理方面的事情,我一點都不懂。他本來是學科學出身的,聽説從前在燕京大學,他教的不全是文科,還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錯,經常為我們唱戲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講究。可他不會背曲,吹什麼都得看譜,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崑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線譜。他是很虔誠的基督徒,為很多讚美詩作曲,可是,他從來不向我傳教。我的一個侄女當時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傳教。”
我插話問:“張先生,你有什麼信仰嗎?”
她笑笑:“沒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從前帶我長大的祖母倒是吃長素的佛教徒,心很誠的。可是我祖母從來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個小桌上吃葷菜。她的廚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給我燉湯,可以有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