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曉路：女性視角是個人態度 “小妞電影”缺乏對愛情認知
《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同樣是吳秀波和湯唯主演，薛曉路導演，又都是愛情題材，難免讓人和之前那部打破國產愛情片票房紀錄的《北京遇上西雅圖》產生聯想，就連片方宣傳也打出《北京遇上西雅圖》第二部的旗號。但薛曉路本人並不太喜歡這個說法。用她自己的話說，每一部電影她都希望有它自己的生命，是一次全新的出發。
原標題：高顏值、高智商、高票房“三高”女導演薛曉路
《不二情書》是用《查令十字街84 號》這本書貫穿始終的，這是一本書信集，收錄了紐約一個女編劇和倫敦一個書店老闆之間近20 年的通訊信件。薛曉路說：“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今年恰好是作者海蓮。漢芙誕辰100 週年，還有的巧合是，這本書的男主角也叫Frank，剛好和《北京遇上西雅圖1》的男主角Frank 形成了某種呼應。其實《北京遇上西雅圖1》上映時也有著某種巧合，2013年，剛好是《西雅圖夜未眠》上映20 週年。”
採訪和拍攝被安排在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首映紅毯之前，薛曉路剛剛結束了電影看片會和群訪。紅毯之後她還有首映禮和映後談，據說，首映結束後，她還要趕回機房繼續完成混錄，沒辦法，這一天薛曉路實在太忙了。
《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同樣是吳秀波和湯唯主演，薛曉路導演，又都是愛情題材，難免讓人和之前那部打破國產愛情片票房紀錄的《北京遇上西雅圖》產生聯想，就連片方宣傳也打出《北京遇上西雅圖》第二部的旗號。但薛曉路本人並不太喜歡這個說法。用她自己的話說，每一部電影她都希望有它自己的生命，是一次全新的出發。
2010 年，薛曉路導演處女作《海洋天堂》上映，這部由李連杰文章主演關注自閉症的電影引發廣泛社會關注。在此之前，她編劇的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也曾風靡一時。
2013 年《北京遇上西雅圖》票房超過5 億，這個講述北京懷孕女孩文佳佳去西雅圖生孩子，困境之中，被一個“軟弱”的男人相助，由此產生愛意並重建人生的影片，打破了當時由馮小剛導演的國產愛情片《非誠勿擾2》4.7 億的票房紀錄，讓薛曉路一下子出了名。人們突然發現，原來在那些電影圈“大人物”的旁邊，還站著一個咧著嘴笑、溫和的女導演。
《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和《北京遇上西雅圖》都是關於愛情的故事。愛情故事難寫，因為它太簡單了，沒有大張大合，也鮮有戲劇化的轉折。試問誰還沒談過幾次戀愛？誰還不會講講自己的愛情故事？薛曉路覺得，把難寫的愛情故事寫出來拍出來才有挑戰性。“我喜歡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採訪期間，她反覆說起這句話。
於是，她拍了兩部同樣有挑戰性的愛戀——《北京遇上西雅圖1》是懷著別人孩子談戀愛；《北京遇上西雅圖2》則變成了兩個不見面的人談戀愛，而且不光是談戀愛，兩段人生，六個故事，書信往來，人生況味，這些使得故事格局和厚重感被放大了。
對於票房，已經邁過了這道坎兒的薛曉路表示她更看重口碑，她希望自己認真對待的作品也能得到觀眾的喜愛和認可。當她看到有人評論說這遠遠不是一個愛情電影，開心地說“這就對了，我遠遠不想只講一個愛情故事”。
對於自己女性導演的身份，薛曉路既不迴避也不標榜。她既沒覺得身為女性在自己導演和編劇生涯中有過特殊的禮遇或門檻，也不打算像有些女性創作者把女性視角作為宣傳自己作品獨特性的手段。薛曉路的作品和她本人一樣溫和，以柔克剛。儘管關注的都是社會問題，薛曉路卻對作品中的人物抱持著一種寬容的態度，哪怕是人人喊打的“小三”。
在她的電影中，看不到所謂的道德批判，有的只是冷靜的觀察和善意的寬容。她也把自己的價值觀和態度注入其中——比如對於“好男人”的定義，或者是人到底應該如何面對金錢和真愛——薛曉路將其總結為對於愛情的態度。
或許可以把薛曉路的成功歸結為認真。因為每一個故事，她都認真對待。
Q&A
給曉路導演的一封情書
Q：現在，書信的方式其實很少了，這部電影為何會選擇書信這種復古的方式？
A：我們這個年紀都有過寫信的經歷，也都收到過情書，那些是讓人懷念和欣喜的。我想說，其實寫信的趣致依舊在，還是有價值。今天，信寫得少了，但是微信寫得多了，在某種程度上，微信替代了信，畢竟你要寫字嘛，只不過傳輸速度加快了。
只要是寫字，就會有和說話不一樣的美好詞句出現。或許觀眾會把信和微信掛鉤，有些年輕人即便沒有寫過信，但是他們可能在微信的互動中體會到寫信的情愫。
Q：你本人現在還會寫信嗎？
A：你會給我寫嗎？哈哈！沒有，很久沒有手寫書信了，其實很懷念那種感覺。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叫“給曉路導演的一封情書”，有一個專屬信箱，官微上有推廣，海報也公佈了郵箱地址：北京市海淀區永定路88 號愛情郵局608 信箱（100039）。我希望收到信，說不定會找到一個《北京遇上西雅圖3》呢。
Q：有沒有想過這樣的故事會讓男性觀眾，尤其是一些直男癌觀眾，覺得矯情？
A：每一種電影都有一個基本觀眾群落，這是細分電影市場的現實。而即便在這個細分的觀眾群落裡，依然會有不同的態度和看法。就我個人來說，作品就是要任人評說的，那是觀眾的自由和權利。
Q：電影中有很多古詩詞出現，這是個人喜好嗎？
A：我個人古典文學基礎很一般，我有古文造詣很好的朋友，我很尊敬他。在這部電影裡塑造了爺爺這樣一個移民海外多年的華人形象，在構思這個人物時，主題就是葉落歸根，那麼葉落歸根的本質是什麼呢？是回家，是尋找文化認同。古詩詞顯然是中國文化最典型的符號系統，於是就決定在爺爺的故事部分運用古詩詞。
Daniel 在愛情主線下同樣有一個尋家認祖歸宗的副主題，影片結尾他有回家的段落，因此，文化認同也是他的必要故事元素，因此安排他說“從小我姥爺就逼著我背古詩”。他和爺爺的親近在於兩人對詩，同宗文化的親近感也在客觀上幫助建立了兩個角色之間的互信。對詩詞的使用我是有些忐忑的，要準確要顯得信手拈來，不能顯得矯情和弔書袋，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有點擔心觀眾會不會覺得誇張，好在在放映後，觀眾對這部分設計還是挺喜歡的。
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詩的使用中形成某種互動——Daniel 對姣爺的“教導”所使用的詩句有些是爺爺說過的，比如范仲淹的“去國懷鄉”，而最終透過姣爺的臺詞重複，從而形成一種傳遞，猶如中國文化傳承，對姣爺這個“高中沒畢業”的女孩完成某種文化洗禮。
Q：想借此勾起大家寫信或閱讀興趣？
A：當然了，我覺得閱讀對一個人太重要了！
Q ：《查令十字街84 號》一定會熱賣。
A：可能吧。我查了下，譯林出版社從買了版權後就出過一版，印數極少。這次他們應該會再版。配合電影可能還會出三千冊紀念版，裡面會有我一句寫在海報明信片上的推薦語。
Q ：查令十字街84 號以前是個舊書店，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你之前有去考證嗎？
A：我考證過。但我只知道這個書店早就關門易主了，做過咖啡店什麼的，但一直不知道它現在是什麼，直到這次到倫敦拍戲我才知道它現在是什麼。你知道嗎，它現在是麥當勞！在這個麥當勞門柱旁邊有個銅牌，說明這個地方曾是書中故事的發祥地。我們拍這場戲是用溫哥華一個麵包店改的景，改成一個帶有書信痕跡的咖啡館。
現實題材能帶給我滿足感
Q：在《北京遇上西雅圖1》裡，Frank 沒有錢也沒勢，但他具備了好男人所有的優點；這次的Daniel 骨子裡也是一個好男人。是想把自己對於“好男人”的價值觀傳達出來嗎？
A：我總是會把自己的期望，把自己對無論女性還是男性，我認為他（她）最美好的東西放進作品裡面去。從技術角度來說，Daniel 比Frank 要豐滿圓整。《北京遇上西雅圖1》裡只寫了文佳佳一個人物的成長，從金絲雀成長為一個獨立女性，對愛情有了新的認識。而Frank這個角色是不成長的，是固定的、典型化的。這次《北京遇上西雅圖2》增加了難度，我想寫兩個人的成長，兩個人的人生變化。Daniel 在於他對正確與錯誤的認知，價值觀與感情觀的變化，認識與戰勝自己的困惑和膽怯。
Q：很多的編劇或者導演在創作現實題材時容易陷入一個兩難的境地，把作品拍得太現實，觀賞性就會削弱；如果想顧及藝術性，現實性就會被削弱。你是怎麼找到平衡點的？
A：我現在也不知道我有沒有達到平衡，這得讓觀眾說。我試圖讓每個電影都有可觀賞性，不管是賣房還是賭場這些戲劇性的東西，我希望觀眾願意去看。同時我也不能迴避地必須加進我所謂的思索、人生況味的內容，否則我會不知道寫一個故事拍一個電影的意義在哪裡。
女性視角不意味著大逆不道
Q：從《北京遇上西雅圖1》開始，你作品中的女性視角被大家反覆提及，也受到過一些質疑，你怎麼看待別人對於你的作品“過於女性化”的說法？
A：這真是個奇怪的提法。為什麼沒有人說一個男導演拍的電影“過於男性化”呢？第一，我對於性別以及由性別帶來的寫作的某種趨勢和立場，既不迴避也不標榜。顯然，性別決定了你的某種思考方式、行為準則和世界觀、價值觀，這是你逃不了的。在世界範圍內這也是逃不了的，即便如杜拉斯，斯托夫人，弗吉尼亞伍爾夫，多麗絲萊辛等也是女性視角。女性視角怎麼了？女性視角又不意味著大逆不道。
對這種提法我根本不關心。我不迴避也不抹殺我身上女性視角的存在，我只是去寫我發現和我想寫的東西，你覺得這是男的寫的就是男的寫的，你覺得這是女的寫的就是女的寫的，你覺得寫得好你就看，你覺得寫得不好你就不看。這就是我的態度。
Q：女性導演這個身份，讓你遇到過什麼困難或者不解的地方嗎？
A：我還好，創作過程中我不能迴避作為女性觀察世界的方式和思考人生的角度，但在工作環節中我是迴避性別概念的，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是女性導演，要格外地被照顧，或因此就可以軟弱，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期許，也沒獲得過這樣的待遇。工作中，我就有一個職業身份而不是性別身份，惟一可能有點性別意識的就是我基本不會發脾氣，不會罵人，但是我對想要要求的東西也絕不妥協。
“小妞電影”缺乏對愛情的態度
Q ：三年前的《北京遇上西雅圖1》之後，中國出現了很多愛情浪漫輕喜劇的型別片，怎麼看待你促成的這一波型別片的發展？
A：豐富總是好事，我樂見其成。《北西一》的時候有個提法是“小妞電影”，我自己對這個提法很不以為然。浪漫愛情輕喜劇在美國電影型別敘事框架裡，流轉、變化、傳承是非常清晰的，從上世紀30、40 年代好萊塢黃金時代直到今天，這個敘事型別都清晰可見，無論其人物塑造、基本情節框架、主題內涵都自成方圓。
而“小妞電影”是什麼？是以“小妞”為主人公的電影嗎？還是給“小妞”看的電影？那麼《羅拉快跑》算不算？《花木蘭》算不算，它們都是以“小妞”為主人公的。《瘋狂原始人》算不算，《捉妖記》算不算，相信不少“小妞”都是它們的觀眾。所以當我聽到這個說法時，我覺得很可笑，如果一個創作者抱著這樣一種輕視和不求甚解的心態去創作電影，他肯定做不出好來。
“小妞電影”這個提法本身就缺乏嚴謹性。《西雅圖夜未眠》這樣的愛情電影其實我並不喜歡，但是因為要拍《北京遇上西雅圖》我看了十幾部同類影片，去琢磨研究。對於任何一次創作，沒有足夠尊重和認真的態度，很難完成。
Q：那你認為在這一型別電影中，哪些重要的東西，他們忽略了？
A：對愛情的態度。所有成功的愛情電影裡面對於愛情的一種獨特認識和態度是最重要的。這型別的電影觀眾其實是偏成人的，我覺得它的觀眾群起碼應該是24歲以上。在美國的型別劃分裡，愛情浪漫輕喜劇不是給年輕觀眾看的，再年輕的觀眾有青春片型別，比如《暮光之城》《青春派》等等。面對這個相對成熟的觀眾群落，你一定要表達一種獨特的愛情觀察和愛情態度，如果缺乏了，這個電影就平凡了。
而這個態度恰恰不是那種虛無縹緲、一見鍾情的，是真的、實在的帶有某一種人生況味的愛情態度。那個東西你可能找不到，或者找到了卻無法合適地移植到電影裡，這是需要技巧的。
Q：三年後再見你，感覺你更年輕更有活力。這三年生活節奏變化了嗎？
A：更年輕了是好事，並不是因為所謂成名了。一來我對成名與否無所謂，二來我也不覺得自己成名了，只不過拍了個票房高點的電影而已。實際上這三年過得挺辛苦，確實因為生活有了些變化。
Q：這次故事裡有放你的個人經歷嗎？
A：有一點吧。不過不會告訴你是哪一段，你問我也不會說。
Q：現在還去自閉症中心做志願者嗎？
A：現在去的少，他們現在基本不缺去幫忙照看孩子的志願者。所以我想試試能不能從其他角度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和他們商量做一個“明星教師進課堂”的活動，想請一些明星或者知名人士進入一些普通的小學和中學，向老師、學生和家長去講解：如果你身邊有個自閉症的同學，你應該怎麼做？我希望能找到一些願意去做這件事的夥伴。自閉症孩子隨班就讀一直有很大的困境，我覺得用這些方法去做自閉症的志願工作，說不定比我去照顧一個小時的孩子，意義不差。
活動已經開始籌備，已經做好了課件，是由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專業人士來做的（他們是中國第一家專門針對自閉症患者進行康復訓練的機構）。基本課件完成之後，我可能去加一些小影片什麼的讓它更活躍一點，然後去和一些學校對接。從北京做起請一些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去講課，每次一小時，面對老師、學生和一部分學生家長。
我們希望讓老師學生家長都有所瞭解，如果集體中有這樣一個孩子，他們應該怎麼辦。之前出過一些事兒，一些自閉症孩子已經隨班就讀了，但畢竟有行為問題，最後被其他學生家長聯名寫信到學校要求必須開除這個同學。我想如果能對自閉症有更寬容和正確的認識，或許會給自閉症患者的生存處境帶來一定的改善。
編輯：T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