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紀錄片再迎發展“黃金時代” 如何站上國際舞臺？
國產紀錄片應以怎樣的姿態開拓商業市場？在工業化水準日益提高的今天，國產紀錄片如何在國際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2016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盛大舉行之際，記者走訪了國內外紀錄片製作人、專家學者，邀請他們為中國紀錄片發展把脈。
原標題：國產紀錄片站上國際舞臺12月12日晚，2016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以下簡稱“廣州紀錄片節”）開幕影片展映現場，導演黃瑞在臺上激動得眼泛淚光。她參與創作的8集紀錄片《穿越海上絲綢之路》從數百部國內外優秀紀錄片中突圍而出，被選為本屆紀錄片節的開幕影片，觀眾們多次報以雷動般的掌聲。
類似的情景同樣發生在上個月，紀錄電影《我在故宮修文物》在廣州的首映禮千餘座位一票難求。從《舌尖上的中國》到《喜馬拉雅天梯》，再到《第三極》《我在故宮修文物》……近五年被視為中國紀錄片快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然而，與每年百億級的電影票房和電視節目點選量相比，國產紀錄片距離理想的市場依然存在不小的距離。
國產紀錄片應以怎樣的姿態開拓商業市場？在工業化水準日益提高的今天，國產紀錄片如何在國際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2016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盛大舉行之際，記者走訪了國內外紀錄片製作人、專家學者，邀請他們為中國紀錄片發展把脈。
1 心聲
拍片“猶如航海”，“將生死置之度外”
對於著名紀錄片導演顧筠來說，2016年冬天，是她職業生涯裡彌足珍貴的一頁。她作為總導演執導的紀錄片《穿越海上絲綢之路》，近期在央視四套一播出便好評如潮，也被本屆廣州紀錄片節評審會認為是“很能代表中國紀錄片水準”的佳作。
即便頭頂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亞運會官方電影總導演等眾多光環，《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爐依然讓顧筠倍感自豪。
這是一部從調研、拍攝到完成後期製作歷時兩年的大製作，影片依託於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進行創作，透過32個人物故事，叩問海上絲路的前世今生，分為《尋路》《家承》《薪傳》《問道》等8個篇章。多條線索古今交織推進，透過現實場景回溯歷史影象，跨越時空重繪海上絲路的人文地圖。
與眾不同的是，該片採用純紀實手法，透過紀錄客觀事件來講述人物故事，全程沒有出現人物採訪。“一部優秀的紀錄片應該是創作者為了揭示事件的真相，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一種記錄，或者是長時間地觀察調查形成歷史厚度的一種記錄，這兩種方式的記錄體現了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也最具有傳播效果。”顧筠用“把生死置之度外”來形容拍攝過程的艱難，而影片的分組導演王長江對此體會最深。
為了拍攝駕駛無動力帆船重走“海上絲路”赴義大利的航海家翟墨，王長江曾隨船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航海之旅。“非常艱苦，那種苦有兩種層面，一種是身體上的，另一種是心理層面上的。”王長江回憶道，當時的航海線路，差不多都在天氣極其炎熱的赤道地區。
茫茫大海，寂寞難耐，時而風高浪急，帆船被十幾米的浪頭掀得四五十度的傾斜，王長江把自己拴在桅杆上，在生死一線間依然舉起了攝像機。不過讓王長江印象最深的，是航行至馬六甲海峽西端時，被兩艘海盜船跟蹤尾隨，所幸最後驚險逃脫。
“航海真正可怕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片中翟墨說的一句話道出了王長江這群拍紀錄片人的心聲。
“拍紀錄片跟大海航行有相似的地方，都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其實肉體上的痛苦不是最痛苦，真正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很多同行都遇到過千辛萬苦把片子拍出來，沒有得到觀眾和業內認可，甚至不能播出，那才是痛徹心扉。”王長江說，在他們眼中，紀錄片製作人這一群體正如那些目標堅定、敢於冒險、甘願寂寞的船員。
2 趨勢
以“小切口”講述“中國故事”日漸流行
確如大海行舟，國產紀錄片在過去30年的遠航中曾多次歷經風波，一度衝上浪尖，也曾跌落谷底，差點被迅猛生長的其他影視藝術形態所淹沒。
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隨著國內經濟的復甦，紀錄片迎來了初步繁榮，一部《話說長江》讓紀錄片深入人心。上世紀90年代初，電視紀錄片欄目在各大電視臺遍地開花，彼時家喻戶曉的《望長城》被譽為紀錄片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可惜洶湧而至的電視泡沫劇，捲走了觀眾的熱情，各電視紀錄片欄目收視率急劇下降，紛紛挪至深夜檔，紀錄片的創作也逐漸退潮。作為廣州紀錄片節的創始人和評審之一，中國視協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原會長劉效禮深有體會。他回憶，2003廣州國際電視紀錄片學術研討會（廣州紀錄片節前身）創辦正值紀錄片發展的最低潮。當年獲獎的影片中，2/3都是外國片，中外影片的質量差距明顯。
直到2010年，國家《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頒佈打破了這一僵局，有了政策支援，紀錄片記載和講述中國故事的案例呈直線上升態勢：
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國》的走紅釋放了中國紀錄片市場的潛力，以“小切口”講述“中國故事”的紀錄片也開始嶄露頭角，《喜馬拉雅天梯》《長城：中國的故事》《美麗中國》等紀錄片廣受歡迎。不僅如此，包括英國廣播公司在內的國外媒體和製作商也開始製作和中國有關的紀錄片。
根據《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6》顯示，2015年，中國紀錄片行業年度總收入46.79億元，相比上一年增長了16億元。不過在百億級的電影票房和電視節目點選量面前，國產紀錄片行業目前仍如一艘載貨量有限的小船。“這和紀錄片的生產週期長和傳播範圍窄有關，也與它的生產模式以及藝術特性有關，而且和電視劇電影相比，中國的紀錄片遠沒有形成規模化生產。”紀錄片導演、作家於繼勇分析。
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則指出，紀錄片的產業規模雖無法與娛樂產業相比，但紀錄片的產業價值高，其有著不可替代的記錄屬性，在文化傳播中起著跨時代、跨地域交流對話的作用。
而在劉效禮看來，紀錄片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不容小覷。“就如五星級酒店總統套房一樣，能住進總統套房門檻很高，紀錄片的觀眾不一定很多，但是它的受眾群體很有影響力。”
3 展望
有好故事就不愁市場
近年，多部紀錄片在網上的走紅確實給業內帶來了許多思考和啟發。“過去我們拍紀錄片不講賣錢的事，不重商業重傳播，注重的是文化影響力，講究美學創造，直到最近幾年才有市場的概念。所以過去是沒有紀錄片市場的意識，不是沒有好紀錄片。”張同道一直認為，追求真實和品質傳播的紀錄片不應為了迎合大眾口味而媚俗，但也要努力“造市”。
為此，敢為人先的廣東影視人早在13年前便致力於搭建平臺，打造廣州紀錄片節，凝聚全球紀錄片行業的力量，促進中國本土紀錄片走向世界，開拓紀錄片的市場和產業模式。
從2003年至今，每年一屆的廣州紀錄片節的國際影響力逐年擴大。今年收到了來自111個國家和地區的4059部參評參展作品，其中有200多部曾在國內外影展有獲獎、入圍或參展記錄。作為國際交流平臺，廣州紀錄片節目前已與加拿大國際紀錄片節、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等18個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展以及8家行業機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
有專家指出，流通銷售渠道的不完善是阻礙國內紀錄片產業化發展的絆腳石。廣州紀錄片節從2013年起，致力於打造權威的紀錄片交易產銷平臺，強化市場交易功能。當年促成交易合約價值總額1.5億元人民幣，打破了過去十年沒有產生直接交易的局面。
而方案預售更是廣州紀錄片節市場活動的特色“名片”，13年來，逾120個紀錄片提案透過廣州紀錄片節贏得國際聯合制作融資或引薦機會，許多華人獨立紀錄電影中較為亮眼的作品，幾乎都曾經登上過方案預售的舞臺。
“近5年是中國紀錄片走向國際化的5年。”張同道分析，一是價值觀的國際化，外國評委對中國的紀錄片評價普遍提高；二是敘事水平和方式的國際化，改變以往外國人看不懂中國紀錄片的窘境；三是技術標準國際化，國產紀錄片的技術標準目前與國外紀錄片相比幾乎無差距。
“不過需要清醒看到的是，高階的國產紀錄片已達到國際標準，但仍有大量紀錄片的水準有待提高。”張同道認為，首先要解決紀錄片太多太濫的問題，在題材選擇上應該分層分類，小製作不要追求大題材，減少低端製作和無效傳播，提升中國紀錄片的產能。
而劉效禮最看重的則是能否冒出更多能講好中國故事的人。“表達方式要國際化，但題材挖掘必須深入基層，貼近生活。有好故事、高質量的紀錄片，就不愁沒有市場。”劉效禮對中國紀錄片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編輯：yv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