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电影从项目制转向公司合作制 优势互补各取所需

2014年7月3日，中韩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中韩合拍片在中国市场不再受进口片条件限制。现在，摆在中韩电影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合拍片在两国电影市场的隔膜。

与大部分电影上映后的票房走势不同，《重返20岁》几乎没经历票房的爆发期，上映头三天，不过日均两三千万，但在上映两周后，周末票房依然稳固地保持在两千万以上。

最新消息是，由安相勋执导的《我是证人》截至11月22日票房已达2.15亿。这在近几年的中韩合拍片中，已算是亮眼的成绩。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2014年7月3日，中韩签署《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协议的签署代表着从即日起，中韩合作拍摄的影片将在中国市场享受国产片待遇，不再受进口片条件限制。

“中韩合拍片的未来肯定会更加光明”，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表示，“韩国电影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合拍能够提升我们电影人的专业性。中韩合拍还为探索泛亚电影提供了可能性。首先是儒家文化圈，在中国电影传播当中，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我们有华人社区，儒家文化圈，这是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途径和窗口。因此，中韩合拍实现双赢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中韩电影人合作的宽度和广度，都正在加深。”

合拍乃大势所趋

在1990年代，韩国一般最卖座影片的票房也不过是100万人次，但在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翻了十倍达到1000万人次，对于人口只有5000万的韩国来说，市场无疑已经达到饱和。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韩国本土电影的观影人次为4153万，市场占有率为43%，比前年上半年下降25%。而韩国本土电影占有率不足50%的情况，也是继2011年上半年之后时隔3年再次出现。2014年上半年突破300万人次的韩国本土电影只有3部，分别是《奇怪的她》《逆鳞》和《走到底》，而2013年上半年突破300万人次的本土片有5部，下滑趋势明显。

韩国本土电影的不振，也影响着整体票房表现，相比2013年上半年减少了200万人次。在分析本土电影衰落的原因时，故事性和执导力不足被公认是两大主因。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电影市场大扩容，韩国电影人集体来华淘金，中韩合作拍电影已经是大势所趋。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中国电影市场非常广阔。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不但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还在北京租了公寓，为来中国寻求合作的韩国电影人提供住宿、洽谈的场地。

11月17日，北京某酒店会议厅，来自韩国的导演权七仁、郑龙基、韩志承和黄仁镐，编剧沈山、李春亨，及摄影指导赵龙奎和成承泽与来自博纳影业、华策影视、福建恒业、大盛国际、中影股份、恒大影视、太和娱乐等多家中方电影制作方进行洽谈。

而这次中韩电影节交流会正是由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主办。中韩电影人交流会于2012年首次举办，今年是第四届。在往届交流活动中，《王的男人》导演李俊益、《晚秋》导演金泰勇、《辩护人》导演梁宇皙和《隐秘而伟大》导演张喆洙都曾出席。

此次前来接洽的四位韩国导演都有各自十分擅长的题材：曾经执导过《单身贵族》《官能的法则》的权七仁十分擅长拍摄女性题材，并且希望开发《单身贵族》的中国版；曾拍摄过两部《家门的危机》合计动员超过900万观影人次的郑龙基对喜剧片颇有研究；在电影《爸爸》的拍摄中与美国影人有过合作的韩志承则十分期待能有机会与中国导演陈可辛合作；而从编剧转行导演的黄仁镐虽然作品不多，但都质量上乘。

值得一提的是，由黄仁镐导演编剧的《双面女友》和其自编自导的《我的见鬼女友》两部作品目前都在推进中国版本的翻拍，但黄仁镐却没有参与其中。对此他表示对翻拍自己的作品并不感兴趣，而是更希望在中国开发新的项目。

从明星输出到深度合作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就与华语电影有了交集，跟邵氏合作的《异国情缘》《天地有情》等片，就以古老的人力交换、取景地置换方式取得了初步联系。内地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接触韩国影人的作品则属2000年的《飞天舞》，在上影的牵头下，这部根据韩国漫画改编，由金荣俊导演，金喜善、申贤俊主演，以韩国班底为主的影片里，加入了中国演员王亚楠，此外，中方还提供了取景地。而此后，这种提供人员、取景地、资金合作模式，也成为延续至今被大家默认的“合拍模式”。

从2000年至2006年阶段，两国电影人还没有合拍片的概念，合作方式基本是请一个国外的演员在片中“打酱油”；题材也是以古装功夫和催泪爱情为主。

在票房方面，这6年合作的电影都没有达到共赢，像《白兰》《武士》这样韩国导演编剧把控的电影，韩国票房口碑俱佳，但在内地反响平平，甚至都没有上映过。同样《神话》《七剑》等国产片本土票房也算不错，但在韩国都没有达到最基础的观众值——百万观影人次。

当然，中韩合作的进阶也在潜移默化地自我升级。

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引入韩国烟火特效团队，由于效果不错，一举为韩国特效团队打开了中国市场。这种由台前扩张到幕后的人才交流进一步深入，之后的《笔仙》系列、《我的早更女友》等影片，从编剧、导演，到摄影、美术、服装等部门都充斥了韩方工作人员的身影。

1996年至2006年，是韩国电影发展最好的10年，培养出了很多佳作、好导演。这十年，也让韩国的拍摄、后期制作等很多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可以拍出类似好莱坞的大制作。

韩国振兴委员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金妼贞介绍说，中国国产大片《狄仁杰》《西游·降魔篇》《大闹天宫》等很多影片都是在韩国做后期。在她看来，“从中国电影人角度来看，韩国电影在技术方面的价格与质量，性价比较高。”

《笔仙》的制片方之一果实电影创始人李宏瑞直白表示，“韩国团队可以做到‘童叟无欺’，并不是说所有韩国团队都很出色，但他们会对得起自己的报价，水平和收费成正比。”

曾与韩国团队有过深入合作的导演冯小刚此前在“中韩电影沙龙”表示，“韩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电影工业、电影从业人员的敬业态度，都非常值得中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学习。”而韩国导演姜帝圭是冯小刚非常欣赏的一位导演，冯小刚表示，“姜帝圭曾把他的班底调到中国帮我拍摄《集结号》，后来《唐山大地震》的地震部分以及《一九四二》的战争片段，都由他的团队完成。”而到了《坏蛋必须死》，因为姜帝圭导演的深度参与，从剧本到团队、演员，整个剧组有一半的韩国电影人。

从资本运作到团队合作

近一年以来，中韩两国电影界的合作进入更深的层面，从资本运作到产业和创作团队的合作。今年年初上映的《重返20岁》就是韩国电影《奇怪的她》的姐妹篇，两部电影共享由韩国CJ公司开发的同一部剧本，但导演和主演的阵容截然不同。《重返20岁》在内地上映之后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极好的口碑。

将于11月27日上映的《坏蛋必须死》（中韩合作的中国国产片）更是一部中韩电影界深入合作的案例。影片由冯小刚和韩国导演姜帝圭共同监制，陈柏霖和韩国明星孙艺珍共同主演，讲述陈柏霖领衔的“坏蛋团”在韩国济州岛经历的浪漫而又冒险的事；而阿里影业出品的《第三种爱情》更是促成了刘亦菲和宋承宪的中韩恋情，成为电影界的一桩美谈；中影股份近年也参与了不少中韩合作的电影，例如李骏执导，李政宰、李彩英和中国演员钟汉良共同出演的《逆转之日》。《逆转之日》全程在韩国取景拍摄。

此外，双方资本的介入、同时注资影片，也日渐成为中韩合拍片的常态。比如华谊与Showbox合资的《大明猩》，影片的主创阵容、特效团队、取景拍摄等各部门都是中韩通力配合，仅从合作深度上而言，堪称中韩合拍的经典范例。

今年9月25日上映的中韩合拍片《第三种爱情》最终取得了7300万的票房。该片在上海拍摄，拍摄期间，中韩双方曾在创意方面进行了深度磨合。华视影视CEO王琛表示，“虽然韩国导演在爱情处理方面很有经验，但是完全韩国化的影片已经被市场证明是难以行得通的。所以在拍这部影片时，我们要求一定要本土化。”但是韩国导演却很坚持他原来的观点。影片剪辑了4个版本，最终在其他合作方的努力下说服了导演同意了中方观点。

中韩电影合作的深入让更多的韩国导演、明星愿意来华工作，包括《暗杀》的主演河正宇、《情敌蜜月》的主演权相佑等。河正宇在《暗杀》来中国宣传时曾表示非常希望能和中国导演姜文合作。权相佑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希望能够跟更多的中国大导演合作。“要知道，在异国他乡有这么多人喜欢你、认可你，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很爱中国的观众，我也知道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导演，例如张艺谋、李安等等。未来我会更多地在中国发展，希望能与他们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作为一部中韩协拍片，虽然没有中国明星参与演出，整个故事却跟中国息息相关。1919年，被尊为“韩国国父”的独立活动家金九等人得到了孙中山和杜月笙的帮助，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暗杀》的故事发生在日据时代韩国争取独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在被韩国独立运动家视作“革命圣地”的上海上演。

正因为如此，导演崔东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暗杀》来中国取景绝非噱头。“我们去上海选景时就能感受到强烈时代的氛围，我们把这种时代感融入了剧本创作之中。”

《重返20岁》开启“双核驱动”模式

剧本创作是核心竞争力。在2000年初的中韩合作的影片《飞天舞》《白兰》《武士》都是韩国创作班底把控剧本，在韩国本地的成绩也是十分喜人。现在两国电影人基本也是拿出自己的优秀剧本找对方合拍，共同投资，共同发行。特别是中国电影人越来越有主动性，《第三种爱情》《我是证人》等剧本均改编自国内热门小说。

韩方则倾向于翻拍以及制作续集片。比如《晚秋》《危险关系》《笔仙》三部曲等均属于翻拍经典或者热映片。在此次的中韩合作交流会上，权七仁也希望寻求《单身贵族》的中国版合作。

果实电影算是国内较早与韩国合作的电影公司，该公司2012年就开始与韩国合作《笔仙》系列。明年，果实电影的新项目《极速绯闻》将上映，也是翻拍自韩国电影，由佟大为、陈妍希主演。

李宏瑞认为这类项目的优势就是剧本曾经经过另外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验证，品质有保障，进行中国化处理后重新演绎，希望在国内市场有所建树。

而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中韩合拍片则是《重返20岁》。虽然3.64亿的票房对于如今动辄5亿起的中国内地市场而言，不算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但它却拿下了的国内市场中韩合拍片的票房冠军。

其实，就在《重返20岁》此次中国票房大捷之前，孪生版《奇怪的她》已在韩国名利双收。影片在去年1月22日上映后，动员了865万观影人次，成为韩国2014年度票房亚军。此外，女主角沈恩敬还拿下两个“影后”，风光无限。

早在2013年，影片筹备之初，韩方制片公司希杰娱乐就计划《奇怪的她》和《重返20岁》同时开拍、同步在两个国家上映。两版导演黄东赫和陈正道也几乎是同时拿到剧本，并且被告知：“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会同时进行”。《重返20岁》由文传世纪、CJ娱乐、寰亚电影、浙江华策影视、中影股份等出品。

谈及这次前无古人的“双核驱动”计划的初衷，希杰中国电影事业部长刘映昊表示，公司一直努力开拓以亚洲特色为主的全球市场，时常在尝试“走出去”的策略，“由于亚洲各国市场的独特性，又要同时满足时效性，我们十年前就考虑过一个剧本几个国家同时拍摄上映这个策略，但一直苦于无合适剧本，这次的剧本，满足所有条件”。

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时间上还是不小心出现了差错。接到剧本的陈正道虽然有心加盟，但彼时正在忙于《催眠大师》后期制作，分身乏术。希杰最后的决定是《奇怪的她》先拍，半年后陈正道进组，开拍《重返20岁》。对于这半年的时差，刘映昊自己都开始自嘲：“时间推迟了点儿，难免会被人说是有翻拍的嫌疑。下次再尝试这一策略，希望能更完美”。

从项目制转向公司合作制

在过去，内地的电影公司多以单个项目的方式和韩国公司合作，像华谊和Showbox合作了《大明猩》；韩国导演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譬如韩国导演郭在容和博纳拍了《女人不坏》之后，6年后才和新丽传媒合作另一部电影《我的早更女友》。

李宏瑞表示早期的中韩合作，韩国人有些持怀疑的态度，很少有成功案例。即使韩国导演来中国，也缺乏安全感。2010年之后，双方合作越来越多，安全感逐渐建立起来。第二部《笔仙》完成后，导演安兵基受到了韩国电影人的邀请，给他们讲课“如何和中国电影人合作”。安兵基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而现在，内地公司从战略角度，和韩方合作多部电影。与CJ深度合作的文传世纪，两家曾经合作了《分手合约》，随后又合作了《重返20岁》。

李宏瑞表示，“起先，我们的合作只限于演员、导演等主创的合作；目前，如希杰等公司开始进行上层领域的投资合作。”据他透露，韩国人也在做基金，并且这些基金“只投资中国电影项目，属于纯商业行为”。还有一种合作是创作合作，“我现在操盘一个剧本，从编剧到策划都是韩国人，中国编剧在后期加入进行落地化处理。”

相比于需要作品说话的人才交流，中国资本的介入，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去年10月，内地电影公司华策收购韩国电影行业巨头NextEntertainment World公司发行的股份，投资后华策影视将持有NEW公司15%的股权。而早在入股N.E.W之前，华策已经在韩成立办事处，并与THEPAN娱乐公司合作。

为什么中韩电影合作越来越紧密？

签订协议，“合拍片”身份扶正

严格来说，鉴于此前的中韩合作并未有明确政策加以界定，且合作模式较为简单粗暴，根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给出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4年，真正的中韩合作项目只有《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我在路上最爱你》《波鲁鲁冰雪大冒险》《分手合约》《大明猩》《音叉》6部影片。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晓天在采访时透露，目前合拍片的基本标准有三条：一、双方共同创作剧本，故事要与中国有机关联；二、中国演员至少占主演的三分之一；三、由双方共同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这种尴尬身份，在2014年7月3日正式解除。《中韩电影合拍协议》的签署生效，按照协议内容，符合规定的中韩合拍片将享受国产片待遇。这意味着，第一，中韩合拍片将不受引进配额限制；第二，中韩合拍片将跟国产片一样，享受高达43%的票房分成。除了更加“名正言顺”，《协议》签署对韩国电影人就合拍片拍摄热情的提升也是显著的。

引进配额方面，2012年以来，每年的分账片名额为34个，批片名额为30个，这其中刨除占大头的好莱坞影片，韩国电影每年实际的分账片名额为1个，批片名额为2到3个，这严重影响了韩国电影的输出。《协议》签订后，借合拍片输出韩影，显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更直接的刺激，显然就是合拍片将享受国产片的票房分成。此前，分账片的票房比例最高仅为25%，而国产片在刨除各种税费后，收益能达到总票房的43%。中韩合拍协议的签订，也是两国电影人众望所归。权七仁表示，“此前双方合作没有相对规范的标准，由于中韩两国国情，在签约上存在着种种困难，大家都希望有备忘录的签署。我希望这个签订不是文件形式上的，而是通过这份备忘录，中韩两国电影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在他看来，中国电影的成长令韩国电影人非常惊讶，并且很看好中国市场在短时期内能够成为亚洲电影的中心。

金妼贞表示，“协议签署后，双方会关注得更多，两国政府的交流也会更多。很多电影人之前没想过和韩国合作，签署协议后，会有意这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发展非常好，韩国对此非常关注，大家很愿意探讨和中国的合作。”

优势互补，各取所需

一部《集结号》让中国电影人看到了韩国成熟的工业体系。

中国电影人看中的是韩国丰富的剧本资源和成熟的工业体系。冯小刚表示，“通过《坏蛋必须死》可以看出，韩国演员的演技特别好，孙艺珍、申贤俊，表演非常丰富，这一点也是《坏蛋必须死》的福祉。”他认为韩国电影人的敬业态度值得学习，“尤其是韩国的电影工业、电影从业人员的敬业态度，都非常值得中国电影的从业人员学习。”

谈起和韩国团队的工作感受，李宏瑞很有感触，“专业、分工明确，流程化管理很明确。”很重要的一点是，“韩国团队的专业性很强，在中国拍戏不比在韩国，韩国大部分拍摄都在首尔或济州岛等地完成，中国国土面积大，经常会有拍摄环境艰苦的情况，但他们从不抱怨。而且韩国团队可以做到‘童叟无欺’，并不是说所有韩国团队都很出色，但他们会对得起自己的报价，水平和收费成正比。”

对于本国电影的优势，金妼贞也是了如指掌，“我们培养了很多好的导演、团队”，并且在类型片拍摄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

韩国电影有剧本资源，有人才优势，那么他们欠缺的是什么？金妼贞表示主要也是中国市场广阔。目前看来，韩国的市场容量已经快到“天花板”了，“这些人拍了一部，后面可能就没片子拍了。所以韩国电影人希望走出去。”

韩志承也表示，“现在韩国市场已经基本饱和，我们在和好莱坞、中国合作，不断扩展合作范围。中国是不容忽视的电影市场。”

不能为了合拍而合拍

中韩电影人合作越来越紧密，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合拍片中，输多赢少，往往国内票房强，国外票房惨败。对双方来说，如何兼顾两国观众的口味，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韩国电影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方式大多是放弃韩国市场。权七仁表示，“除非最开始企划时，就要同时兼顾两国市场，也许会有这样的好成绩。但是大部分作品还是会设定主要的市场和观众群，两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和演员表现力差异不小，兼顾两国比较困难。”

人们对合拍片具有浓厚兴趣，是有来由的。首先，外国影视机构愿意与中国影视机构合作，就是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当然，中国热衷于与外国合作，也是看得外国的发行渠道和制作方面的经验。去年中国的一部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在新西兰拍摄，节目播出后新西兰的中国游客剧增，带来的旅游业增长甚至超过《指环王》。

既然合拍片具有如此美好的前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种预期变成现实，让现实变得更为美好。这就要解决合拍片在中外电影市场存在隔膜的问题。苗晓天表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要打通中外观众的审美和思维，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都能在一部电影中获得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苗晓天开出了药方是“带着选题去国外，双方主创一起完成剧本”。

虽然很希望和韩国的优秀演员合作，但冯小刚认为还是不能为了合拍而合拍，“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剧本。我相信这种机会一定会到来，现在中、韩电影人的交流十分的密切，而且两个国家挨得非常近，我去首尔的时间比去上海还要短，很方便。”

编辑：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