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运行:需要反思的制片人制
可以说,时至制片人和频道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栏目个体生产的有序和频道整体运作的无序之间的矛盾,确实成了中国电视频道建设的基本矛盾。这些资源互相割裂、互相交叉,无法统一调度和利用,资源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效率低下不说,还必然带来采编人员的整体意识差、栏目的部门意识差、部门的大局意识差,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
当我们把节目的质量过多地寄托于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的个人意识和水平高低成为决定因素。在现今的电视竞争之中,栏目固然重要,但频道甚至是电视台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基本单元的时候,在频道内部、电视台内部,整合资源、共享资源、形成合力已经是必然要采取的策略。
有人说,制片人处于电视节目生产的轴心地位。因为宣传任务最终要落实在制片人头上,靠制片人编制计划,组织实施。也有人说,制片人处于栏目管理的基础地位。他们是电视媒体最基层的“领导干部”,制片人阶层如果把各自栏目组的人员管理好,就等于把台里业务精兵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从而就使栏目组这个基础巩固了。
还有人说,制片人身处各种矛盾的交汇之中。即:制片人每天操心最多、压力最大,他们最看重的是栏目的质量问题。
更有人说,制片人处于电视传媒开拓创新的前沿。在电视媒体与媒体之间、栏目与栏目之间的激烈竞争中,要使栏目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制片人就必须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业绩。
毫无疑问,制片人中心制是在中国电视运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卫视改革的深化以及制播分离的普及,制片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中国电视机构的三种经营管理模式
一是以市场为主体,以频道对应市场独立运行的频道制管理模式,相对典型的有湖南广电集团。
二是频道只作为播出窗口,由集团或台组织各部门进行节目生产以及播出的中心制管理模式,较为典型的有中央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等。
三是公司制,但实行公司制管理的前提是必须明晰产权,在中国媒体属国家所有的大前提下,这一经营管理方式有待探讨。
通过对上述前两种运行模式的观照,我们发现现行的无论是频道制管理模式,还是中心制管理模式,其运行的基础基本上都是栏目的制片人制。可以说,制片人制运行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了频道运营的成功与否。
制片人制的“利”,正在于栏目个体生产的有序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制片人制的“弊”,恰恰也在于导致了频道整体运作的无序。而这种无序不仅因为制片人制在制度上获得了合法性,同时更为根本的是,它与频道制构成了内在原生性的利益冲突,而成为频道品牌化战略实施的最大障碍。
可以说,时至今日,制片人和频道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栏目个体生产的有序和频道整体运作的无序之间的矛盾,确实成了中国电视频道建设的基本矛盾。
制片人制的现时缺陷
1.资源分散
资源各自独立,无法共享。各部门、各栏目独立进行运作,分别拥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人脉资源。这些资源互相割裂、互相交叉,无法统一调度和利用,资源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效率低下不说,还必然带来采编人员的整体意识差、栏目的部门意识差、部门的大局意识差,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信息渠道的单一必然导致市场热点大家一拥而上、市场空白点无人问津。人脉资源的交叉导致的是众口一词,没有栏目自己的观点和特色。人、财、物散落于栏目之中。在各部门内,栏目的人力、设备、经费使用等是按照栏目独立运作的情况进行配置,未能进行统一调配使用和管理。这造成主持人负担过轻、设备使用效率过低,中心和部门还要花大力气协调栏目间的具体事务。
2.重复建设
重复的人员配置——几乎所有的栏目组都有行政秘书、财务人员等节目生产保障人员。从实际工作来说,他们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这样重复的人员配置后工作效率到底如何?事实证明,这样的设置必然使得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雷同的节目生产——部门的界限不明、栏目各自为王、信息资源割裂分化、协调通气制度名存实亡,使得从节目的选题、制作的角度,甚至是栏目的定位,交叉是不可避免的,重复也屡见不鲜。同一件事常常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或者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信息传递一样,表现角度雷同。
频道领导层经常不得不坐下来“倾听”各个栏目组关于各种特别节目的方案汇报。一是因为体制内的领导也需要特别节目来为政绩添分,二是也不好打击栏目组所谓的创作积极性,但最核心的动因来自栏目组争取瓜分频道整体财务预算的“积极性”。于是,在各个节目被瓜分之后,一个频道成为了各种具有不同取向的特别节目汇集的缤纷斑斓的万花筒,主打的动作被稀释了,节目与节目之间的意义互相消解,频道形象变得模糊了,频道品牌的塑造和维护也就只能让位于栏目利益的平衡和照应。
3.垂直管理
由于历史和其他种种原因,电视制作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栏目所属的部门各管一摊,原则上互不干涉。部门、栏目基本上是各自关起门来做事,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唯上不唯实,个体利益置于频道利益之上,行政色彩浓厚。事实上,现在的部门建制也未按照职能的界定来构建,部门职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实际工作却是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4.恶性竞争
频道内部栏目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无法形成真正的节目专业化制作和管理,进而导致节目开发和制作能力降低,影响节目竞争力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栏目个性化和节目精品化战略的实施。
当下电视台制片人制的弊病,怎么解?
如中央电视台副总编孙玉胜所言:“目前我国许多电视台都在推行制片人制,但大多缺少对制片人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制片人的产生:是行政任命?是民主选举?还是竞争上岗?制片人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如何界定制片人的权力与责任?如何使制片人更趋职业化而不是将其异化为一种待遇、一个级别?”这段话很好地描述了现行制片人制度体制上的弊端。
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也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支撑。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任何权利失去监督必然要走上腐败之路,电视圈内的不少事例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当下中国电视的人事制度了。
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电视台生出了新的聘任方式,所谓台聘、部聘、组聘、人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电视媒体的特色聘用体制,已造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电视机构的复合身份直接造成为数众多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
一方面,媒介从业者是拥有话语权的人,这种话语权具有转化为政治资本和金钱资本的可能性。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他们将自己视为精英,认为自己负有一定的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不愿屈从于市场霸权或官方意志。但这种精英地位来自对资源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临时性的,不是彻底占有,不是靠其个人能力得到的,占有这种资源的前提是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
另一方面,很多节目制作人员也属于居无定所的阶层,体制改革不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增加收入的空间,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无权势的普通百姓,甚至利益受损者,不认为自己负有或是能够担负社会责任,这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毫不反抗地服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这种人格分裂既影响创作的积极性,也可能直接反映到电视屏幕艺术形态之中。
2004年两份关于媒体从业人员的抽样调查报告给出的是关于生存状态对于电视的影响。
第一个是新浪网进行的《媒体从业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了2003年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生活状况,尽管网上调查难以代表整体,但是调查的结果还是不能不让人震惊。被调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中43%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基本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
他们中享受病假的仅占10%,享受产假的仅占7%。传媒无偿而大量地使用新闻实习生,使用不签合同、薪金低廉的临时工,也造成记者越发年轻化。2003年8月湖北电视台集体清退临时记者200多人,理由竟然是“避免交通事故”。
有文章引证说:“媒体的临时工往往是一个媒体最前线的员工,他们干的是最危险、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享受的却是最不能接受的现实:稿费打折,生活无保障,人身不安全。”该文章还认为,记者的生存困境和激烈的竞争,造成新闻报道煽情、片面、夸张、造假,这也是新闻难有深度的原因。因为很难想象没有丰富生活阅历和广博知识的实习生能够写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
另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报告了2003年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
对于记者拉广告,16.8%同意,56.5%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3/4;
对于为自己的栏目或节目拉赞助,26%同意,54.1%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4/5多;
对于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12.1%同意,54.2%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2/3;
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用餐,21.5同意,62.8%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5/6多;
对于接受被采访方免费旅游,10.7%同意,55.1%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2/3;
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现金馈赠,6.3%同意,40.5%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半数;
对于记者为企业公关,9.9%同意,42.8%态度暧昧,这两部分超过整体的一半。
2007年北京“纸包子”假新闻事件甚至将媒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上升到政治层面。这是个个体决定电视最终传播效果的典型事例。随后引发的全国媒介对于其从业人员的规范用工、队伍培训、人员清退等一系列行为,给予中国电视事业的影响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是,仅CCTV就清退了超过1500人。
结束语:制片人制,需要的不仅仅是反思
理论上说,频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原来的行政化部门体系。所有频道制改革,都无一例外地撤销了横亘在频道和栏目之间的部门建制和机构,这使得节目管理架构从垂直型的多级改变为扁平化的两级;使得频道利益的对手从部门利益和栏目利益两层减少为一层;使得栏目利益少了一些保护伞,少了一些话语权;也使得频道与栏目之间信息沟通更透明、更迅捷,频道对栏目的真正管理成为可能。
同样,如果没有几个品牌栏目的依托,一个频道的成功很难想象。而正是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公理”,这个为全部栏目制片人和很多频道管理者所共同接受的“公理”,让制片人特别是一些强势品牌栏目的制片人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与频道讨价还价的砝码。
当我们把节目个体的成败作为考核制片人的尺度的时候,制片人的全局观、整体观必然有所欠缺;当我们把节目的质量过多地寄托于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的个人意识和水平高低成为决定因素;当我们把人员的生杀大权交于制片人的时候,制片人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却相当薄弱,甚至是滞后的。要知道,在现今的电视竞争之中,栏目固然重要,但频道甚至是电视台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基本单元的时候,在频道内部、在电视台内部,整合资源、共享资源、形成合力已经是必然要采取的策略。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的活力无限,我们还需要一个频道一个电视台的生机无限;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的品牌效益,我们还需要一个频道一个电视台的规模效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栏目的生产的有序状态,我们还需要一个频道一个电视台的集约化生产。
因此,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出于打造电视媒体竞争力的考虑,都必须建立一整套符合现代电视工业化生产规律、符合不同媒体实际的节目运行体系。
中国的电视栏目制片人制度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编辑: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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