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電影從項目制轉向公司合作制 優勢互補各取所需

2014年7月3日，中韓簽署《中韓電影合拍協議》，中韓合拍片在中國市場不再受進口片條件限制。現在，擺在中韓電影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合拍片在兩國電影市場的隔膜。

與大部分電影上映後的票房走勢不同，《重返20歲》幾乎沒經歷票房的爆發期，上映頭三天，不過日均兩三千萬，但在上映兩週後，週末票房依然穩固地保持在兩千萬以上。

最新消息是，由安相勳執導的《我是證人》截至11月22日票房已達2.15億。這在近幾年的中韓合拍片中，已算是亮眼的成績。

而這僅僅是個開始。2014年7月3日，中韓簽署《中韓電影合拍協議》。協議的簽署代表着從即日起，中韓合作拍攝的影片將在中國市場享受國產片待遇，不再受進口片條件限制。

“中韓合拍片的未來肯定會更加光明”，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表示，“韓國電影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合拍能夠提升我們電影人的專業性。中韓合拍還為探索泛亞電影提供了可能性。首先是儒家文化圈，在中國電影傳播當中，是相對比較容易的。我們有華人社區，儒家文化圈，這是中國電影對外傳播的途徑和窗口。因此，中韓合拍實現雙贏的可能性比較大。目前，中韓電影人合作的寬度和廣度，都正在加深。”

合拍乃大勢所趨

在1990年代，韓國一般最賣座影片的票房也不過是100萬人次，但在2000年以後，這個數字翻了十倍達到1000萬人次，對於人口只有5000萬的韓國來説，市場無疑已經達到飽和。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發布的2014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中，韓國本土電影的觀影人次為4153萬，市場佔有率為43%，比前年上半年下降25%。而韓國本土電影占有率不足50%的情況，也是繼2011年上半年之後時隔3年再次出現。2014年上半年突破300萬人次的韓國本土電影只有3部，分別是《奇怪的她》《逆鱗》和《走到底》，而2013年上半年突破300萬人次的本土片有5部，下滑趨勢明顯。

韓國本土電影的不振，也影響着整體票房表現，相比2013年上半年減少了200萬人次。在分析本土電影衰落的原因時，故事性和執導力不足被公認是兩大主因。

與之對應的是，中國電影市場大擴容，韓國電影人集體來華淘金，中韓合作拍電影已經是大勢所趨。韓國政府也意識到，中國電影市場非常廣闊。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不但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還在北京租了公寓，為來中國尋求合作的韓國電影人提供住宿、洽談的場地。

11月17日，北京某酒店會議廳，來自韓國的導演權七仁、鄭龍基、韓志承和黃仁鎬，編劇沈山、李春亨，及攝影指導趙龍奎和成承澤與來自博納影業、華策影視、福建恆業、大盛國際、中影股份、恆大影視、太和娛樂等多家中方電影製作方進行洽談。

而這次中韓電影節交流會正是由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主辦。中韓電影人交流會於2012年首次舉辦，今年是第四屆。在往屆交流活動中，《王的男人》導演李俊益、《晚秋》導演金泰勇、《辯護人》導演梁宇皙和《隱秘而偉大》導演張喆洙都曾出席。

此次前來接洽的四位韓國導演都有各自十分擅長的題材：曾經執導過《單身貴族》《官能的法則》的權七仁十分擅長拍攝女性題材，並且希望開發《單身貴族》的中國版；曾拍攝過兩部《家門的危機》合計動員超過900萬觀影人次的鄭龍基對喜劇片頗有研究；在電影《爸爸》的拍攝中與美國影人有過合作的韓志承則十分期待能有機會與中國導演陳可辛合作；而從編劇轉行導演的黃仁鎬雖然作品不多，但都質量上乘。

值得一提的是，由黃仁鎬導演編劇的《雙面女友》和其自編自導的《我的見鬼女友》兩部作品目前都在推進中國版本的翻拍，但黃仁鎬卻沒有參與其中。對此他表示對翻拍自己的作品並不感興趣，而是更希望在中國開發新的項目。

從明星輸出到深度合作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韓國就與華語電影有了交集，跟邵氏合作的《異國情緣》《天地有情》等片，就以古老的人力交換、取景地置換方式取得了初步聯繫。內地較早且有代表性的接觸韓國影人的作品則屬2000年的《飛天舞》，在上影的牽頭下，這部根據韓國漫畫改編，由金榮俊導演，金喜善、申賢俊主演，以韓國班底為主的影片裏，加入了中國演員王亞楠，此外，中方還提供了取景地。而此後，這種提供人員、取景地、資金合作模式，也成為延續至今被大家默認的“合拍模式”。

從2000年至2006年階段，兩國電影人還沒有合拍片的概念，合作方式基本是請一個國外的演員在片中“打醬油”；題材也是以古裝功夫和催淚愛情為主。

在票房方面，這6年合作的電影都沒有達到共贏，像《白蘭》《武士》這樣韓國導演編劇把控的電影，韓國票房口碑俱佳，但在內地反響平平，甚至都沒有上映過。同樣《神話》《七劍》等國產片本土票房也算不錯，但在韓國都沒有達到最基礎的觀眾值——百萬觀影人次。

當然，中韓合作的進階也在潛移默化地自我升級。

2007年馮小剛導演的《集結號》引入韓國煙火特效團隊，由於效果不錯，一舉為韓國特效團隊打開了中國市場。這種由台前擴張到幕後的人才交流進一步深入，之後的《筆仙》系列、《我的早更女友》等影片，從編劇、導演，到攝影、美術、服裝等部門都充斥了韓方工作人員的身影。

1996年至2006年，是韓國電影發展最好的10年，培養出了很多佳作、好導演。這十年，也讓韓國的拍攝、後期製作等很多方面有了長足發展，可以拍出類似好萊塢的大製作。

韓國振興委員會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金妼貞介紹説，中國國產大片《狄仁傑》《西遊·降魔篇》《大鬧天宮》等很多影片都是在韓國做後期。在她看來，“從中國電影人角度來看，韓國電影在技術方面的價格與質量，性價比較高。”

《筆仙》的製片方之一果實電影創始人李宏瑞直白表示，“韓國團隊可以做到‘童叟無欺’，並不是説所有韓國團隊都很出色，但他們會對得起自己的報價，水平和收費成正比。”

曾與韓國團隊有過深入合作的導演馮小剛此前在“中韓電影沙龍”表示，“韓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尤其是韓國的電影工業、電影從業人員的敬業態度，都非常值得中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學習。”而韓國導演姜帝圭是馮小剛非常欣賞的一位導演，馮小剛表示，“姜帝圭曾把他的班底調到中國幫我拍攝《集結號》，後來《唐山大地震》的地震部分以及《一九四二》的戰爭片段，都由他的團隊完成。”而到了《壞蛋必須死》，因為姜帝圭導演的深度參與，從劇本到團隊、演員，整個劇組有一半的韓國電影人。

從資本運作到團隊合作

近一年以來，中韓兩國電影界的合作進入更深的層面，從資本運作到產業和創作團隊的合作。今年年初上映的《重返20歲》就是韓國電影《奇怪的她》的姐妹篇，兩部電影共享由韓國CJ公司開發的同一部劇本，但導演和主演的陣容截然不同。《重返20歲》在內地上映之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和極好的口碑。

將於11月27日上映的《壞蛋必須死》（中韓合作的中國國產片）更是一部中韓電影界深入合作的案例。影片由馮小剛和韓國導演姜帝圭共同監製，陳柏霖和韓國明星孫藝珍共同主演，講述陳柏霖領銜的“壞蛋團”在韓國濟州島經歷的浪漫而又冒險的事；而阿里影業出品的《第三種愛情》更是促成了劉亦菲和宋承憲的中韓戀情，成為電影界的一樁美談；中影股份近年也參與了不少中韓合作的電影，例如李駿執導，李政宰、李彩英和中國演員鍾漢良共同出演的《逆轉之日》。《逆轉之日》全程在韓國取景拍攝。

此外，雙方資本的介入、同時注資影片，也日漸成為中韓合拍片的常態。比如華誼與Showbox合資的《大明猩》，影片的主創陣容、特效團隊、取景拍攝等各部門都是中韓通力配合，僅從合作深度上而言，堪稱中韓合拍的經典範例。

今年9月25日上映的中韓合拍片《第三種愛情》最終取得了7300萬的票房。該片在上海拍攝，拍攝期間，中韓雙方曾在創意方面進行了深度磨合。華視影視CEO王琛表示，“雖然韓國導演在愛情處理方面很有經驗，但是完全韓國化的影片已經被市場證明是難以行得通的。所以在拍這部影片時，我們要求一定要本土化。”但是韓國導演卻很堅持他原來的觀點。影片剪輯了4個版本，最終在其他合作方的努力下説服了導演同意了中方觀點。

中韓電影合作的深入讓更多的韓國導演、明星願意來華工作，包括《暗殺》的主演河正宇、《情敵蜜月》的主演權相佑等。河正宇在《暗殺》來中國宣傳時曾表示非常希望能和中國導演姜文合作。權相佑此前接受採訪時也表示希望能夠跟更多的中國大導演合作。“要知道，在異國他鄉有這麼多人喜歡你、認可你，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很愛中國的觀眾，我也知道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導演，例如張藝謀、李安等等。未來我會更多地在中國發展，希望能與他們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暗殺》作為一部中韓協拍片，雖然沒有中國明星參與演出，整個故事卻跟中國息息相關。1919年，被尊為“韓國國父”的獨立活動家金九等人得到了孫中山和杜月笙的幫助，在上海成立臨時政府。《暗殺》的故事發生在日據時代韓國爭取獨立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在被韓國獨立運動家視作“革命聖地”的上海上演。

正因為如此，導演崔東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暗殺》來中國取景絕非噱頭。“我們去上海選景時就能感受到強烈時代的氛圍，我們把這種時代感融入了劇本創作之中。”

《重返20歲》開啓“雙核驅動”模式

劇本創作是核心競爭力。在2000年初的中韓合作的影片《飛天舞》《白蘭》《武士》都是韓國創作班底把控劇本，在韓國本地的成績也是十分喜人。現在兩國電影人基本也是拿出自己的優秀劇本找對方合拍，共同投資，共同發行。特別是中國電影人越來越有主動性，《第三種愛情》《我是證人》等劇本均改編自國內熱門小説。

韓方則傾向於翻拍以及製作續集片。比如《晚秋》《危險關係》《筆仙》三部曲等均屬於翻拍經典或者熱映片。在此次的中韓合作交流會上，權七仁也希望尋求《單身貴族》的中國版合作。

果實電影算是國內較早與韓國合作的電影公司，該公司2012年就開始與韓國合作《筆仙》系列。明年，果實電影的新項目《極速緋聞》將上映，也是翻拍自韓國電影，由佟大為、陳妍希主演。

李宏瑞認為這類項目的優勢就是劇本曾經經過另外一個成熟的電影市場驗證，品質有保障，進行中國化處理後重新演繹，希望在國內市場有所建樹。

而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中韓合拍片則是《重返20歲》。雖然3.64億的票房對於如今動輒5億起的中國內地市場而言，不算是一個漂亮的數字，但它卻拿下了的國內市場中韓合拍片的票房冠軍。

其實，就在《重返20歲》此次中國票房大捷之前，孿生版《奇怪的她》已在韓國名利雙收。影片在去年1月22日上映後，動員了865萬觀影人次，成為韓國2014年度票房亞軍。此外，女主角沈恩敬還拿下兩個“影后”，風光無限。

早在2013年，影片籌備之初，韓方製片公司希傑娛樂就計劃《奇怪的她》和《重返20歲》同時開拍、同步在兩個國家上映。兩版導演黃東赫和陳正道也幾乎是同時拿到劇本，並且被告知：“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會同時進行”。《重返20歲》由文傳世紀、CJ娛樂、寰亞電影、浙江華策影視、中影股份等出品。

談及這次前無古人的“雙核驅動”計劃的初衷，希傑中國電影事業部長劉映昊表示，公司一直努力開拓以亞洲特色為主的全球市場，時常在嘗試“走出去”的策略，“由於亞洲各國市場的獨特性，又要同時滿足時效性，我們十年前就考慮過一個劇本幾個國家同時拍攝上映這個策略，但一直苦於無合適劇本，這次的劇本，滿足所有條件”。

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時間上還是不小心出現了差錯。接到劇本的陳正道雖然有心加盟，但彼時正在忙於《催眠大師》後期製作，分身乏術。希傑最後的決定是《奇怪的她》先拍，半年後陳正道進組，開拍《重返20歲》。對於這半年的時差，劉映昊自己都開始自嘲：“時間推遲了點兒，難免會被人説是有翻拍的嫌疑。下次再嘗試這一策略，希望能更完美”。

從項目制轉向公司合作制

在過去，內地的電影公司多以單個項目的方式和韓國公司合作，像華誼和Showbox合作了《大明猩》；韓國導演也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譬如韓國導演郭在容和博納拍了《女人不壞》之後，6年後才和新麗傳媒合作另一部電影《我的早更女友》。

李宏瑞表示早期的中韓合作，韓國人有些持懷疑的態度，很少有成功案例。即使韓國導演來中國，也缺乏安全感。2010年之後，雙方合作越來越多，安全感逐漸建立起來。第二部《筆仙》完成後，導演安兵基受到了韓國電影人的邀請，給他們講課“如何和中國電影人合作”。安兵基也起到了橋樑的作用。

而現在，內地公司從戰略角度，和韓方合作多部電影。與CJ深度合作的文傳世紀，兩家曾經合作了《分手合約》，隨後又合作了《重返20歲》。

李宏瑞表示，“起先，我們的合作只限於演員、導演等主創的合作；目前，如希傑等公司開始進行上層領域的投資合作。”據他透露，韓國人也在做基金，並且這些基金“只投資中國電影項目，屬於純商業行為”。還有一種合作是創作合作，“我現在操盤一個劇本，從編劇到策劃都是韓國人，中國編劇在後期加入進行落地化處理。”

相比於需要作品説話的人才交流，中國資本的介入，已經開始表現出來。去年10月，內地電影公司華策收購韓國電影行業巨頭NextEntertainment World公司發行的股份，投資後華策影視將持有NEW公司15%的股權。而早在入股N.E.W之前，華策已經在韓成立辦事處，並與THEPAN娛樂公司合作。

為什麼中韓電影合作越來越緊密？

簽訂協議，“合拍片”身份扶正

嚴格來説，鑑於此前的中韓合作並未有明確政策加以界定，且合作模式較為簡單粗暴，根據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給出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至2014年，真正的中韓合作項目只有《跟我的前妻談戀愛》《我在路上最愛你》《波魯魯冰雪大冒險》《分手合約》《大明猩》《音叉》6部影片。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總經理苗曉天在採訪時透露，目前合拍片的基本標準有三條：一、雙方共同創作劇本，故事要與中國有機關聯；二、中國演員至少佔主演的三分之一；三、由雙方共同投資，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這種尷尬身份，在2014年7月3日正式解除。《中韓電影合拍協議》的簽署生效，按照協議內容，符合規定的中韓合拍片將享受國產片待遇。這意味着，第一，中韓合拍片將不受引進配額限制；第二，中韓合拍片將跟國產片一樣，享受高達43%的票房分成。除了更加“名正言順”，《協議》簽署對韓國電影人就合拍片拍攝熱情的提升也是顯著的。

引進配額方面，2012年以來，每年的分賬片名額為34個，批片名額為30個，這其中刨除佔大頭的好萊塢影片，韓國電影每年實際的分賬片名額為1個，批片名額為2到3個，這嚴重影響了韓國電影的輸出。《協議》簽訂後，借合拍片輸出韓影，顯然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更直接的刺激，顯然就是合拍片將享受國產片的票房分成。此前，分賬片的票房比例最高僅為25%，而國產片在刨除各種税費後，收益能達到總票房的43%。中韓合拍協議的簽訂，也是兩國電影人眾望所歸。權七仁表示，“此前雙方合作沒有相對規範的標準，由於中韓兩國國情，在簽約上存在着種種困難，大家都希望有備忘錄的簽署。我希望這個簽訂不是文件形式上的，而是通過這份備忘錄，中韓兩國電影能有實質性的進展。”在他看來，中國電影的成長令韓國電影人非常驚訝，並且很看好中國市場在短時期內能夠成為亞洲電影的中心。

金妼貞表示，“協議簽署後，雙方會關注得更多，兩國政府的交流也會更多。很多電影人之前沒想過和韓國合作，簽署協議後，會有意這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國市場發展非常好，韓國對此非常關注，大家很願意探討和中國的合作。”

優勢互補，各取所需

一部《集結號》讓中國電影人看到了韓國成熟的工業體系。

中國電影人看中的是韓國豐富的劇本資源和成熟的工業體系。馮小剛表示，“通過《壞蛋必須死》可以看出，韓國演員的演技特別好，孫藝珍、申賢俊，表演非常豐富，這一點也是《壞蛋必須死》的福祉。”他認為韓國電影人的敬業態度值得學習，“尤其是韓國的電影工業、電影從業人員的敬業態度，都非常值得中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學習。”

談起和韓國團隊的工作感受，李宏瑞很有感觸，“專業、分工明確，流程化管理很明確。”很重要的一點是，“韓國團隊的專業性很強，在中國拍戲不比在韓國，韓國大部分拍攝都在首爾或濟州島等地完成，中國國土面積大，經常會有拍攝環境艱苦的情況，但他們從不抱怨。而且韓國團隊可以做到‘童叟無欺’，並不是説所有韓國團隊都很出色，但他們會對得起自己的報價，水平和收費成正比。”

對於本國電影的優勢，金妼貞也是瞭如指掌，“我們培養了很多好的導演、團隊”，並且在類型片拍攝方面已有豐富的經驗。

韓國電影有劇本資源，有人才優勢，那麼他們欠缺的是什麼？金妼貞表示主要也是中國市場廣闊。目前看來，韓國的市場容量已經快到“天花板”了，“這些人拍了一部，後面可能就沒片子拍了。所以韓國電影人希望走出去。”

韓志承也表示，“現在韓國市場已經基本飽和，我們在和好萊塢、中國合作，不斷擴展合作範圍。中國是不容忽視的電影市場。”

不能為了合拍而合拍

中韓電影人合作越來越緊密，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合拍片中，輸多贏少，往往國內票房強，國外票房慘敗。對雙方來説，如何兼顧兩國觀眾的口味，確實是個棘手的問題。

韓國電影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的解決方式大多是放棄韓國市場。權七仁表示，“除非最開始企劃時，就要同時兼顧兩國市場，也許會有這樣的好成績。但是大部分作品還是會設定主要的市場和觀眾羣，兩國觀眾的觀影習慣和演員表現力差異不小，兼顧兩國比較困難。”

人們對合拍片具有濃厚興趣，是有來由的。首先，外國影視機構願意與中國影視機構合作，就是看重中國巨大的市場。當然，中國熱衷於與外國合作，也是看得外國的發行渠道和製作方面的經驗。去年中國的一部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在新西蘭拍攝，節目播出後新西蘭的中國遊客劇增，帶來的旅遊業增長甚至超過《指環王》。

既然合拍片具有如此美好的前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讓這種預期變成現實，讓現實變得更為美好。這就要解決合拍片在中外電影市場存在隔膜的問題。苗曉天表示，這個問題的實質就要打通中外觀眾的審美和思維，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都能在一部電影中獲得自己能夠理解的東西。苗曉天開出了藥方是“帶着選題去國外，雙方主創一起完成劇本”。

雖然很希望和韓國的優秀演員合作，但馮小剛認為還是不能為了合拍而合拍，“關鍵是要找到合適的劇本。我相信這種機會一定會到來，現在中、韓電影人的交流十分的密切，而且兩個國家捱得非常近，我去首爾的時間比去上海還要短，很方便。”

編輯：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