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專訪陳可辛：從主流到更主流

全世界主流的電影市場都是以大明星為賣點的。大導演的功能除了把戲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觀眾。這是電影工業的規矩

　　“全世界主流的電影市場都是以大明星為賣點的。大導演的功能除了把戲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觀眾。這是電影工業的規矩。”——陳可辛

　　從《如果愛》到《親愛的》，陳可辛“北上”已經九年。這九年時間裏，他從完全不懂、不適應內地的市場規則，到如今遊刃有餘地拍攝題材、班底完全本地化的電影，之間也歷經了幾番浮沉。在香港，他擅長現實生活題材和小人物故事，到了內地卻趕上了轟轟烈烈的大片時代。順勢而為並不容易，他曾形容那段時間自己是“掙扎着適應”，“武功全廢，束手束腳”。其間既有《如果。愛》《投名狀》等成功，卻也遭遇了《武俠》《血滴子》的失敗。

　　終於，在內地中小製作於市場上起勢之際，陳可辛回到了自己最擅長的當代現實題材，《中國合夥人》的大獲全勝讓他迎來了“最好的時光”。9月26日，他的新作《親愛的》在內地全面上映。這是一部根據內地社會新聞改編的親情倫理片，從題材到風格內地化之徹底，堪稱當下的香港導演之最。由此可見，陳可辛和香港電影的“北上”，目前似乎也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

　　《親愛的》的“高點”

　　採訪陳可辛，記者的第一個問題是：“行李找到了嗎？”

　　就在前一天，《中國合夥人》在長春電影節拿了5項大獎，包括他的最佳導演獎。但是陳可辛不僅因為飛機誤點沒趕上頒獎典禮，而且還被航空公司弄丟了行李，一番周折之後才終於找回。他苦笑着説：“每件事都比預料的還糟糕，真是不能再無奈了。”

　　生活中丟行李，電影裏“丟孩子”，陳可辛也在不知不覺中生動詮釋了其新片“人算不如天算”的主題。《親愛的》講述了一對離異的父母因為不慎丟失孩子，生活由此發生鉅變；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孩子，卻又徹底破壞了另一個家庭的生活。據影片主演之一的郝蕾透露，拍攝過程中，演員們都説看這部電影需要在影院門口派發紙巾。而提前看過該片的媒體及觀眾也紛紛證實其確是一枚“催淚彈”。

　　陳可辛説拍攝《親愛的》的緣起是在2013年，當時一位內地的同事給他推薦了一個電視紀錄片，“説這是個好的電影題材。”紀錄片講述了一個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平時並不怎麼關注社會新聞的陳可辛被這個故事感動了，“它最有力量的地方，在於裏面沒有一個壞人，就是太倒黴，被老天爺捉弄。”

　　感動歸感動，拍攝一部這樣的電影卻是一個不無冒險的決定。當下，嚴肅的現實題材電影並非商業領域的主流，悲劇風格更是與目前喜劇盛行的市場環境不太相符。更何況這個故事本身帶有鮮明的地域、時代特徵，要求導演對本地現實文化生活有長期深入的瞭解。當然，陳可辛有底氣拍這部電影。畢竟，他最駕輕就熟的本就是現實題材，此外通過《中國合夥人》，他也證明了自己已能完全融入內地市場，“難道內地導演真的比我更瞭解農民嗎？難道我拍《甜蜜蜜》的時候真的體驗過新移民到香港的狀況嗎？拍電影需要的是觀察力和對細節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對細節很敏感的導演。”

　　《親愛的》從今年農曆年後開始籌備，整個製作過程進行得異常順利——影片於4月4日開機，6月6日關機，9月26日正式上映，用陳可辛的話説，“簡直毫不費力”。他也將此歸功於自己的合作伙伴，“拍電影要講天時、地利、人和，我周圍有一羣厲害的人，劇本非常優秀，演員也好得不得了。”

　　《親愛的》編劇是來自內地的張冀。通過之前《中國合夥人》的合作，其與陳可辛培養出了深厚的默契。由於原型故事提供了足夠豐富的創作素材，影片的劇本進行得也很順利。不過按照張冀最初的設想，影片的主人公、農村婦女李紅琴應由非職業演員扮演。然而向來只用大明星的陳可辛此次還是選擇了趙薇。雖然承認這是一次賭博，但他説趙薇的表現令人喜出望外，“她的表演完全沒有痕跡，像紀錄片一樣，從第一天開始就是如此。我也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只能慶幸我在趙薇最好的時候遇到她。”

　　《親愛的》拍攝期間，陳可辛在趙薇的戲份殺青後發了一條微博，語氣也頗帶感嘆，“這部電影應該是我的一個高點，但願往後不往下坡走。”大概很難有人永遠不走下坡，但陳可辛對於自己這部新片的信心是毫無疑問的，“這部電影從故事格局、敍事結構到人物塑造都比我以前的電影更復雜、深刻，對我來講是一大進步。它的難度最高，但最後的完成度也很高。”

　　“北上”成功路

　　陳可辛正式“北上”是在2005年，當時他以歌舞愛情片《如果。愛》叩開了內地市場的大門，這也是其第一部在內地公映的電影。在此之前，他曾在好萊塢拍過一部不算成功的愛情電影《情書》（TheLoveLetter），該片主演是斯皮爾伯格的太太凱特。卡普肖（KateCapshaw）。隨後陳可辛創建了電影公司ApplausePictures，並先後參與制作了《春逝》《三更》《金雞》等片，試圖把步伐邁向泛亞洲市場。

　　然而，命運最終還是將他帶到了內地，且一待便是九年。

　　在陳可辛看來，《如果。愛》其實就是《甜蜜蜜》的歌舞版，片中的愛情主題和三角關係幾乎照搬前作，但成本製作升級換代，視聽效果富麗堂皇。這是因為他深信，只有迎合市場大潮才有生存空間。美國《時代》週刊曾撰文稱讚《如果。愛》，肯定其在華語電影史上的開拓意義，特別是“影片證明華語電影已不再侷限在武俠片與藝術片兩種類型的死衚衕內。”

　　然而《如果愛》在內地2500萬元的票房，令陳可辛意識到“北上”似乎還是拍武俠大片更為有利。

　　2007年的《投名狀》之前，陳可辛從未拍過古裝武俠片。一方面，他承認選擇這樣的大片是為了討好市場，另一方面，他也在片中夾帶了不少“私貨”。例如影片的故事以三兄弟結義開始，背叛為終，悲劇結尾，“這部片子最不商業的恰恰是題材。”三兄弟先結義後反目的主題變奏，六年後也在《中國合夥人》中再次奏響。《投名狀》在創作時經過了多次的審查和修改，這是陳可辛第一次正面觸碰內地的電影規則。不過市場的結果最終是成功的：在當年的賀歲檔，《投名狀》與《集結號》同時上映並分庭抗禮，影片票房達到了2.2億元。

　　2009年2月，陳可辛、黃建新的“我們製作電影工作室”與保利博納電影公司共同組建了“人人電影公司”，該公司首個項目是陳可辛監製、另一位香港導演陳德森執導的《十月圍城》。該片的經過與《投名狀》頗為相似——同樣是製作時備嘗艱辛，但最終結果令人滿意。《十月圍城》不僅在內地票房達到了2.9億元，還一舉獲得了第29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8項獎。

　　就在事業蒸蒸日上之時，陳可辛遭遇了“北上”以來最大的打擊。2011年，他執導的新片《武俠》上映。該片前半段試圖用科學解構武俠，後半部又向傳統武俠類型頻頻致敬。但觀眾對此並不買賬，影片最終票房不足2億，負面評論倒是鋪天蓋地。2012年12月，陳可辛監製、劉偉強導演的《血滴子》票房、口碑更是跌入谷底，該片也成了那一年裏“大片扎堆走麥城”的典型代表。

　　現在談到《血滴子》的慘敗，陳可辛認為導演其實已經盡職，失敗主要是源於“發行策略失誤”。而談到《武俠》，他仍然難掩委屈：“我承認片子沒那麼好，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我已經比很多人都要更用心拍電影了，用不着罵成這樣吧？”當然，對於失敗，他也不乏自我批評，“武俠片是風格先行的片種，故事、人物都服務於風格。雖然我覺得盡力在超越自己，加了很多新東西，但仍然是高不成低不就。”陳可辛進而反思説自己的弱點就是“喜歡把事情搞得太大”，“其實我壓根就不喜歡武俠片，但卻弄這麼大，還起個名字叫《武俠》，太輕浮了。”

　　接連兩次的失敗也讓陳可辛看到了內地市場上大片時代終結、中小影片崛起的大勢。於是在2013年，他轉而執導了風格迥異的《中國合夥人》。影片在內地的總票房高達5.5億元，拿遍了內地各類主流電影獎，包括金雞獎的最佳影片。不過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三天，票房卻只有160萬港幣。“替換為”卻只收入了160萬港幣，其在當地的最終票房也不過500多萬港幣。

　　採訪中，陳可辛多次談到了他對《中國合夥人》的熱愛。他説自己最初的野心是把該片拍成“中國的《公民凱恩》”，當然現實顯然不允許他這麼做，影片最終還是往《阿甘正傳》式的“勵志”方向進行了調整。不過，陳可辛並不為自己的“變通”感到遺憾，因為這部電影同樣有他自己的影子，“雖然題材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家的奮鬥史，但我覺得這部電影分明就是在拍我自己的故事。”例如鄧超扮演的孟曉駿，該角色有幾場戲就來自陳可辛的真實遭遇，甚至台詞都是他當時的原話。

　　此外，在陳可辛看來，雖然80年代的香港跟90年代的北京並不一樣，但兩個時代的狀態、內在情懷卻不乏相似，“成長、回憶、童真失落，這是我電影永恆的主題。這個主題可以通過不同的故事來呈現，但通常不能完全呈現，但《中國合夥人》做到了百分百。不能説這是我最自信的電影，但肯定是最得心應手的一部。”在陳可辛眼中，《中國合夥人》和北上之初的《如果。愛》是他整個電影生涯中的最愛，這兩部電影“是我最掏心挖肺的電影”，而這也仍是作為導演的陳可辛最為看重的，“我不是一個隨波逐流、賺了錢就走的導演。”

　　陳可辛説陳可辛

　　陳可辛是個很好的採訪對象，他講話慢條斯理，表達清晰，給訪問者的答案指向明確、內涵豐富，對自己的挫折和缺點也算是實事求是。此外，“北上”多年的陳普通話也越來越好。為了做到字正腔圓，他幾乎是咬文嚼字地説話，不放過每一個捲舌音。

　　他將這種自覺融入環境的能力歸結為其命中註定的“外來者”身份。陳可辛的父母是泰國華僑，兩人相識於北京唸書之時。上世紀50年代，父母離開北京去了香港，陳可辛也出生在那裏。小時候在香港，他覺得自己是泰國華僑，跟別人不一樣。後來全家搬回泰國，他卻更加不自在。再後來，陳可辛赴美求學，又回到香港拍電影，環境始終變來變去。“我一直是outsider（外來者）。作為一個outsider，必須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別好。去了別人的地盤，就要守規矩。這就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

　　這樣的身份認同在陳可辛的電影中多少有所體現，他的電影總是講着“離開”與“回來”的故事，理想失落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主題之一。親情、友情、愛情，都被他在電影裏質疑了個遍。不過由於其對商業元素的看重和對市場口味的自覺，陳可辛仍然被公認為商業片導演，頂多在前面加個定語——“具有人文精神的”。

　　對此，他自己倒也欣然接受。

　　記者：《親愛的》是你繼《中國合夥人》之後第二部徹頭徹尾的內地現實題材作品，此片運作的時間更是非常短，這是因為你在創作上更自信了嗎？

　　陳可辛：其實我最自信的還是《中國合夥人》，因為完全是我的菜。當然這次也很得心應手，這不是説我比之前更瞭解故事的背景、環境，而是真實事件的力量太強了，讓很多事情都能水到渠成。編劇在這個基礎上寫了一個優秀的劇本，演員也很受感動。當每個人都融入故事中，就會自動地超水平發揮。大家都發揮得超好，我這個導演簡直太容易當了。

　　記者：你並非是以關注社會現實著稱的導演，這個故事的原型素材為什麼會打動你？

　　陳可辛：別説導演，就是作為一個公民，我也不是十分關注社會新聞。微博上天天有人轉發這類事件，但我不太喜歡參與進去。這個新聞打動我的是豐富立體的人物和峯迴路轉的情節。最觸動我的一點是：找到孩子還不是結局，而只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這個故事裏也沒有壞人，我近幾年喜歡一些沒有絕對是非黑白的題材。我相信這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壞人。本來我想拍偷小孩的人，包括他的動機和他的不得已。如果能展現出來，電影一定會更好，但大家都叫我就此打住，因為怕這樣會挑戰老百姓的大是大非觀，影片肯定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電影畢竟是大眾媒體，不像文學可以完全以作家為中心。而且我拍的是商業片，不是小眾文藝電影，如果我再往下深挖，可能會錯誤地引導一些比較單純的觀眾。你必須承認，電影是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的。

　　記者：但你這次在敍事上還是有所冒險，比如把故事分為了兩段，沒有遵從情節劇的一貫規律。

　　陳可辛：這次在故事結構上是有一定冒險，但我在拍攝手法和細節處理上還是順着觀眾來的，情感上也不刻意留白，都給了觀眾抒發情緒的空間，再加上用了大明星。所謂的商業考量其實就是尊重觀眾、尊重市場，把這些都做了就行。難道説我五十歲的人，連一點險也不敢冒？一輩子沒有幾個故事能像這樣打動我，讓我相信就該這樣拍。我從來都不是個任性的導演，這次就給我個機會吧。

　　記者：《中國合夥人》的結尾展示了一系列企業家的真實照片，而這次《親愛的》的結尾則記錄了演員看紀錄片時的反應，以及他們與故事原型見面的場景。你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讓影片更貼近現實嗎？

　　陳可辛：那倒不是。很多人批評我在《中國合夥人》結尾放那些照片。其實拍到最後我自己已經跟三位主人公產生了感情，每次我看到三位原型人物在北大拍攝的那張照片都感動到幾乎落淚，但如果只放他們三個人的照片，電影就會變得有點像是新東方創始人的傳記片。而事實上，我根本沒有他們的授權。他們三個關於拍不拍這部電影，內部其實是有不同意見的。我之前多次請俞敏洪來看片，也都被他拒絕了。所以片尾我放上了一大堆企業家的照片。至於《親愛的》結尾的處理，是因為故事原型和紀錄片太打動我了，我很想把最初讓我感動的畫面放到電影裏。我相信觀眾最後看到故事原型出現時同樣會感到很大的震撼。

　　記者：你一直努力在藝術和商業上保持平衡，每次拍片也都會考量當時的市場狀況。但《親愛的》並非時下的流行，這個題材相當嚴肅甚至沉重，你覺得它能在目前以年輕人為主流的內地市場上找到觀眾嗎？

　　陳可辛：每部電影都有它的命。時也，命也。你怎麼知道觀眾不會因為市場上全是喜劇片，所以反而想要有不同的選擇？也許現在恰恰是最好的時機，正因為市場上沒有一部同類型的影片。如果你喜歡看這類電影，只有這一個選擇。而且，這部電影不是隻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小孩，同時也站在孩子的立場看父母。每個人在七八歲的時候大都跟父母關係很親密。現在的90後對這樣的感覺更不陌生，他們一定記得自己小時候跟父母相處的場景，這部影片會喚起他們的回憶。很多人都問我是不是因為自己當了父親，所以想拍這部電影，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我的心態一直都很年輕。

　　記者：在《中國合夥人》上映前，為了更符合內地觀眾的口味，你曾經找了一些普通觀眾來做小範圍試映，但《親愛的》這次並沒有這樣做。這是為什麼呢？

　　陳可辛：因為《親愛的》並不是一部機關算盡的電影。之前試映《中國合夥人》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太喜歡那部電影，拍得太high了，擔心自我陶醉太過頭；第二，這是香港導演第一次拍徹底的內地題材電影，跟內地編劇合作，全部用內地的演員，我還找了一個內地執行導演在身邊把關，隨時提醒我哪個場景不對。因此我需要做一些論證。另外，我拍的是60後的電影，我要知道主流的70後、80後觀眾的反應。所以我還專門分成了三個不同年齡組的觀眾觀看。

　　此外，《中國合夥人》的故事是日記體，比較散，可以根據觀眾意見調整順序。但《親愛的》不一樣，其戲劇結構本身就不為觀眾所熟悉，你再去問觀眾意見，不是自找麻煩嗎？一輩子難得有一兩部自己非常堅定、非常喜歡的作品，不要這麼沒底氣。再説你拍成什麼樣，觀眾都會有意見。一填問卷，“我喜歡”三個字太簡單，要多寫一點就等於去評論了，但他們又不是真正的影評人，寫一大堆意見給你，你聽還是不聽？根據他們的意見剪出來，我怕變成“三不像”。

　　記者：客觀上，是否也是因為之前《中國合夥人》已經證明你的內地化轉型很成功了？

　　陳可辛：也許有一點吧。但其實當時做問卷調查也是我自願要做的。儘管《武俠》票房失敗，我的商業價值有所動搖，但還不至於被投資方要求做這個。我在好萊塢拍片時也做過問卷調查，但那不是在測試電影跟觀眾的距離，而是投資公司對付導演的工具，好像考試題一樣。我不是自願的，感覺很不好受。當然，發行公司永遠都是最保守的，每部電影出來，他們都會有質疑。這部也是，擔心題材太嚴肅，擔心悲劇不好賣，但是他們不會強迫我做問卷調查。可能《中國合夥人》之後，他們就會説：導演決定怎樣就怎樣吧。

　　「陳可辛語錄」

　　守規矩

　　“我非常瞭解生存下去的重要性。我從小就是很守規矩的學生。因為是小個子，總是坐在前面。老師眼皮底下，想幹壞事是不行的。進入社會後，我也很守規矩。就算我知道某個規矩有問題，那也是後話，我首先會遵守它。老是有影評人説我妥協，其實不是的。我剛進行業時，香港電影產業百分百是商業片天下，我必須服從。我也不覺得這個體系很可惡，只是想保留一點自我的表達。”

　　不是知識分子

　　“藝術片我不喜歡，很多符號我看不懂。我看電影其實跟普通觀眾一樣，會被情緒打動，所以我喜歡看文戲、愛情戲或者是讓人落淚的戲。藝術片則不應讓人哭，需要很冷靜地分析人性，引發思考。我的性格就比較偏向商業片。從影以來，我不停地做很多audiencefriendly（親近觀眾）的工作。我的電影從來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但隨着年紀增長，我也會越來越多地思考人生，有自己的小擰巴，不甘於拍一些太直白的東西，有一點向文藝片靠攏，但我還是會用比較通俗的方式去講述它。記得張曼玉看完《甜蜜蜜》之後跟我説，電影很好看，就是音樂太多太大聲了。我説沒辦法，道不同不相為謀（笑）。”

　　《甜蜜蜜》並非最愛

　　“其實沒那麼好，是內行就知道：它是非常順從觀眾意願的電影，全是好人好事，而且是愛情片，大家都知道他們最終去向何方，中間設置幾個障礙而已。這種戲很容易好看，但它是近乎Fomula（公式）的電影，從《日瓦戈醫生》《卡薩布蘭卡》都能找到痕跡。《甜蜜蜜》是我的技巧和能力達到成熟的代表作，但並不是我拍得最賣力的電影。”

　　大明星使用指南

　　“我從第一部電影開始就用明星，明星會幫助發行和營銷。除了內地之前有幾年是以大導演為賣點，全世界主流的電影市場都是以大明星為賣點的。大導演的功能除了把戲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觀眾。這是電影工業的規矩，我從小就明白。但是既然用了明星，就必須把明星拍出新意。對此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顛覆。有時候找演員，感覺特別合適的反而不對，因為太理所當然了。不如找一個看上去沒那麼合適的，以製造一點驚喜。顛覆明星，最重要的不是教人家怎麼演戲，而是選角的直覺。黎明在成為”天王“之前就是黎小軍，黃曉明在成名前也就是成東青。這些都是鮮為人知的背景，你把這些寫到劇本里面，他就會演得很賣力，因為他覺得就是在演大家沒見過的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明星演我的戲容易出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