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電影縮短差距需要三五年 內容改編需符合中國情感價值觀

“找韓國人合作拍電影”，這彷彿成為電影行業新人“一戰成名”的捷徑。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公司開始奔赴韓國找劇本、找導演、找監製、找製作人員……業內人士稱，這兩年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太快，但是好的創意不足，韓國其實很多創意對於中國是一些養分和補充，尤其是在商業電影上面，在結構和節奏的把握上會非常成熟。

業內普遍有這樣的口碑：韓國製作團隊專業、敬業，還比中國團隊便宜，並且，韓國劇本優質、成熟。但一種誇張的説法是，中韓合作也可能帶來“一個翻譯比製作人員還要多的劇組”，而且，中韓電影行業之間不同的規則，也可能引發種種爭論。

幾天後，中韓合作電影《壞蛋必須死》即將上映。在這部影片中，華誼邀請了馮小剛和姜帝圭作為監製，新人導演孫皓還曾經在《長壽商會》拍攝期間前往姜帝圭的劇組駐組學習；不久前上映的《我是證人》，出品方新線索的老闆齊霽，曾供職韓國CJ中國分公司，創業後出品的《我是證人》，是由她從韓國望月人公司購買的《盲證》版權改編而來。

儘管有風險，但韓國的資源，依然讓國內電影圈眾多新公司、新團隊看到了機會。

韓國電影版權，讓這家新公司一戰成名

“聽説聘請韓國製作團隊的費用要比國內同等水平的製作團隊價格低，是這樣嗎？”

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拋給新線索的老闆齊霽時，她不願意從這個角度做比較。“我不喜歡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很多東西不能用錢來衡量。”齊霽的新線索公司，是剛剛下映的電影《我是證人》的第一製片方。這部電影改編自韓國電影《盲證》，拿下了2.1億的票房。

比票房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對於齊霽的重要意義——《我是證人》是她創立新線索公司之後，主投主控的第一部電影，還邀請到了楊冪、鹿晗主演（楊冪的公司嘉行天下獲得了40%的投資份額），並且由光線影業負責發行（光線旗下的青春光線也是投資方）。

作為新線索第一部主投主控的電影，《我是證人》獲得如此之好的業界資源，與齊霽在韓國方面的背景密切相關。在創立新線索之前，她在CJ中國7年的工作中，操作過《分手合約》等中韓合拍片。

創業之後，她購買了多部韓國電影的改編版權，《盲證》之外，新線索還即將要把韓國電影《捉迷藏》搬上中國大銀幕，此外，公司還有一部原創作品，也將邀請韓國團隊來承擔部分製作。

“有需求才會有合作，這兩年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太快，但是好的創意不足，韓國其實很多創意對於中國是一些養分和補充，尤其是在商業電影上面，在結構和節奏的把握上會非常成熟。”齊霽説。

從去年開始，齊霽就在跟《盲證》的版權方商量購買改編權的事情。“去年初跟韓國望月人公司談這個影片改編的時候，國內市場上的這種懸疑題材基本上沒有，當時好萊塢公司也在跟望月人要《盲證》的翻拍權，它們當時首選是好萊塢，但後面的談判沒有成功，然後才決定跟我們合作説做中國版。”

資本全部來自中國，韓國團隊佔整個劇組1/3

如果説《我是證人》當中的中韓合作，代表着一家新公司快速崛起的方式，那麼，《壞蛋必須死》背後的合作則多少有些偶然。

早在2013年，華誼兄弟就曾與韓國公司合拍電影《大明猩》，當時的報道顯示，《大明猩》最終拿下了1.1億的票房，但由於加入了韓方團隊，讓製片成本增加，這部電影並沒有特別賺錢。

從那以後，華誼兄弟在中韓合拍上的興趣一直不大，更多是在中方投資的電影當中，起用韓國的演職人員，例如《集結號》就動用了韓國的特效團隊，甚至影片中很多道具都是來自韓國的公司。

這次的《壞蛋必須死》，由韓國知名電影人姜帝圭監製，韓國演員孫藝珍出演，並且在韓國拍攝。影片一大特色是將韓國的懸疑類型片與中國的喜劇片融合在一起。

但從資本結構上來看，卻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片，幾個投資方都是中國公司。

提起跟韓國之間的合作，新人導演孫皓向表示，這要從劇本創作説起。

2012年開始，孫皓與扈晶波開始創作劇本，“其實最開始寫的時候是寫的日本北海道，在跟馮小剛導演拍攝《非誠勿擾》的時候，我觀察日本工作人員的狀態，跟我之前看過的很多日本片真是太相似了，特別有意思。”等到2012年8月寫完的時候，正好發生了釣魚島事件，出於對現實考慮，10月份，與搭檔臨時決定改為韓國濟州島的故事。這就決定了要在在韓國拍攝這部電影。

當孫皓把這個劇本拿給馮小剛，馮小剛找到了他十幾年的好友姜帝圭，二人共同監製。但是，這部電影完全由中國公司投資，韓方在資本層面並沒有任何參與。

在整個劇組中，韓國團隊大概佔到1/3多一點，不到一半。“美術組整體都是韓國團隊，製片組中有2/3以上也是韓國人，因為到濟州島去拍攝還是他們對當地比較熟，比如説外景搭棚、預約景點等，這些韓國人出面會解決很多麻煩。其他的部門比如，導演組、錄音組等都是我從中國帶過去的團隊。”孫皓説。

為了能夠了解韓國團隊的工作習慣和模式，孫皓還在去年姜帝圭拍攝《長壽商會》的時候在攝製組裏待了一個星期。“主要是看看韓方的工作人員他們是怎麼工作的。我每天去他的片場，觀察他的工作模式還有他怎麼跟韓方工作人員溝通。在《壞蛋必須死》的拍攝過程中，姜帝圭導演也會到現場去看樣片，他會站在一個純韓國導演的角度告訴我應該怎麼做的更好。”

兩個國家的團隊共同合作，當中難免會有一些摩擦。一些業內人士私下吐槽，在一些韓國團隊多的劇組，有時候翻譯的人數就要佔到快一半，兩國團隊的溝通是最大的問題。語言不通之外，韓國人有時還比較“軸”。

孫皓告訴：“韓國人比較認真，認真分兩方面説，機位架起來之後，韓國工作人員會把我的鏡頭這些東西規制的特別好，在我焦點之內的要仔細規制，但是在我焦點之外的一些虛景整理個大概就可以了，這樣給我節省拍攝時間，但是他們只要你機器架好了之後，他們就會弄的特別利落。認真有時候過了頭，我們就叫軸，因為很多時候我跟他們説已經很好了，不用弄了，但是也加上語言聽不太懂，有時候就跟他們着急上火。”

韓劇內容改編，符合中國情感價值觀是關鍵

跟這些拍攝中的細節相比，內容方向上的把握或許更加重要。

齊霽表示，之所以選擇《盲證》進行改編，就有內容上的考量。韓國大部分懸疑片是比較陰暗，但《盲證》是少有的韓國懸疑片中比較陽光的，改編量上會比較少。

在操作上，與此前《分手合約》在劇本上進行了大幅改動不同，《我是證人》不僅保留了原版80%的內容，還邀請到《盲證》的導演安尚勳擔任導演。

“韓國人的情感價值觀和中國人的情感價值觀還是有區別的。韓國人比中國人更傳統，情感價值觀更偏男性，其實都市愛情更需要接地氣的題材。除非你要做一個不接地氣，完全都市童話的電影，沒有現實背景。否則還是在文化和價值觀上存在一些不統一的地方。”齊霽説。

中韓合拍是中國電影成長的過渡期，以後它“也許就變成了當年來大陸的港片”

事實上，從票房和口碑上來看，韓國電影在國內一直不温不火。但是，自從去年中韓簽訂合拍協議以來，由於成本方面的優勢，中國資本開始大量進入韓國，這也吸引着眾多韓國電影項目前來中國合作。

在韓國，導演和編劇又被稱為“世界盃導演”或者是“奧運會導演”。意思是説，由於韓國電影市場小，可拍攝的題材少，一個劇本從打磨到投資方認可，差不多4年才有一次拍電影的機會。一方面，市場小導致了電影製作人才市場容易飽和，競爭也很激烈。

“韓國的技術人員和演員等更新換代很快，比如攝影、服裝、燈光、道具師等人員，一般到40-50歲的時候就沒活幹了，但他們之前基本都受過高素質和強度的訓練。這正是國內導演所缺乏的。中國電影市場對技術人員的需求是有大缺口的，中國就成為消化這些換代人員的大市場。”一位中韓合拍片的製片人表示。

另一方面，由於韓國電影觀影人數有限，一般以150萬到300萬之間的中小成本影片為主。而中國恰恰相反，現在越來越追求大製作，一般電影的製作成本都是2000萬到3000萬起跳。充足的製作資金對韓國電影人充滿誘惑。

其實，現在的中國跟1997年至2000年的韓國很相似，一批新的導演正在崛起。當時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導演系大部分都是韓國人，而現在，這部分人構成了韓國導演和電影人的基礎。如今的中國也是這樣的，也有一批年輕人在國外進修。

“我們也不想一直用韓國導演和編劇，主要是中國在這方面素養以及態度各個方面都還有欠缺，我們也是承擔一定的風險和高額翻譯費用等成本，想讓他們帶一帶我們自己的新人。另一方面，相比國內同水平的導演和製作團隊，韓國製作團隊的費用確實會低一些。在中國製作費用1億的影片，可能在韓國3000萬就搞定了。”上述製片人表示。

這樣看來，中韓合拍也是一定時間內的存在，等國內新一代導演成長起來(可能也就是3-5年的時間)。到那個時候，中韓聯合拍攝的影片也許就變成了當年來大陸的港片，慢慢的就變成一種流派。

編輯：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