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電影合拍“不合拍”？語言是跨國合作高效的前提

韓國電影人在中國創作、市場環境裏的“水土不服”外，在製作環節中，“新婚”（2014年7月簽訂《中韓電影合拍協議》）不久的中韓電影存在的合拍“不合拍”情況也是橫亙在兩國電影人新長征路上的雪山、草地。簡單來説，中韓電影人的合作摩擦主要體現在語言障礙、預算約束兩個方面。

9月末以來，《第三種愛情》、《我是證人》、《壞蛋必須死》相繼登陸影市，這可能是自2014年中韓兩國簽訂《中韓電影合拍協議》以來，最密集的一輪中韓合拍片上映。

當然，中韓合拍並不始自去年，在過去的十年裏，不同程度的合拍已經為中國電影貢獻了許多佳作，資金、資源上的合流、人才和製作上的合拍正在為中國電影帶來新一輪的增長動力。

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近期推出《中韓電影合拍更要合流》系列專題，前三篇依次為：

1.《韓國電影何以值得中國合拍》

2.《為什麼中韓合拍類型片還是“叫好不叫座”呢》

3.《韓國電影人修煉手冊不完全大放送》

本文系該系列終篇。

除了本系列第二篇所探討的韓國電影人在中國創作、市場環境裏的“水土不服”外，在製作環節中，“新婚”（2014年7月簽訂《中韓電影合拍協議》）不久的中韓電影存在的合拍“不合拍”情況也是橫亙在兩國電影人新長征路上的雪山、草地。

簡單來説，中韓電影人的合作摩擦主要體現在語言障礙、預算約束兩個方面。

劇組翻譯：跨國合作高效的前提

語言幾乎是所有跨國合作的障礙。中韓合拍也不例外。專業翻譯與一般翻譯對於複雜的工業化生產體系有多重要，看過《黑炮事件》的資深電影觀眾對此當能感同身受。隨着合拍協議的簽署，中韓合拍項目增多，翻譯人才的緊缺以及由此引發的翻譯人員薪酬高漲也是中韓合拍製作無法迴避的難題。《壞蛋必須死》的韓方執行製片人李國告訴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

“現在翻譯的費用越來越高，但是電影投入資金沒有那麼多。翻譯電影賺錢很少，一個月沒日沒夜才這些錢，還不如去東大門做代購，一個月能賺三四萬。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説，如果翻譯工資太高，其他工作人員難免有意見。”

翻譯就像是整個劇組機器運轉的潤滑油，專業對專業的配合就像是齒輪與齒輪間的咬合，但如果彼此沒有翻譯這個潤滑油的磨合，再好的齒輪都會成為效率的敵人。

不止是中韓合拍，中美、中日或是更多國的合拍，都會面臨這一問題。徐克可能是國內最擅長指揮“多國部隊”的華人導演之一。此前有過多次參與徐克導演項目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

“徐克導演在這方面做的特別好，因為他們經常有合拍項目，工作團隊用英文、韓文、日文、粵語、普通話五種語言，但他們溝通沒有問題，因為他們一直合作，有一套自己的交流體系。徐克導演的團隊很國際化，但是由於團隊固定，交流經驗豐富，所以沒有溝通障礙，工作效率很高。”

徐克團隊內“多國部隊”的多次長期磨合才使得語言不成為劇組指揮系統的障礙。與此相似的還有馮小剛和姜帝圭的合作團隊。馮小剛曾表示，“姜帝圭曾把他的班底調到中國幫我拍攝《集結號》，後來《唐山大地震》的地震部分以及《一九四二》的戰爭片段，都由他的團隊完成。而到了《壞蛋必須死》，因為姜帝圭導演的深度參與，從劇本到團隊、演員，整個劇組有一半的韓國電影人。”

隨着電影跨國合作項目的展開，翻譯問題應當得到投資者更多的重視，也應重點列為成本預算的一部分，以保證合作最基礎的環節高質量。與此同時，持續地團隊間合作也是令指揮系統更有效率的一種優選合作方式，也能幫助跨國合作消弭相當程度的溝通障礙。

當“預算控”遇上“不差錢”

本系列第一篇介紹過韓國電影行業近年來再次迎來巨大的外片壓力，由此電影人所面對的預算約束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源競爭當然會表現為職業上的巨大壓力。

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中國代表處代表金妼貞曾對媒體介紹：“投資公司要求很嚴格，每一個款項的理由都需要彙報，哪怕花一分錢也要給個理由，不會出現錢不知道花到哪兒的現象。投資公司本身做預算會很細緻，如果你超支了，一定要有理由來跟投資公司報批才行。”據李國介紹，在韓國不僅賬單做得很詳細，而且超支後果很嚴重

“韓國的工作人員在接到電影時是先看成本，攝影師、燈光師都有成本的概念。比如成本就是5000萬，他們創造的部分是有金額限制的。韓國工作人員如果超支，會極大地影響以後的工作機會，不論攝影師還是導演。有時候韓國的演員甚至會根據電影的成本來調整片酬。”

李國所言絕非誇大其詞，對於韓國導演來説，一旦自己的影片超支卻又沒能達到預期票房，就很難找到下一部電影的投資人了。比如曹義錫執導的《寂靜的世界》票房慘敗，沉寂7年之久無片可拍，直至2013年終於憑《監視者們》翻身。

近幾年，中國電影業內湧入大量資金和外部熱錢，讓中國電影顯出一股“不差錢”的豪氣。《後會無期》導演韓寒在受訪時曾表示，一堆人追着他問“你是要10億還是8億？”，這使他非常困惑。《老男孩》導演肖央也説，“有些人還什麼都沒讓我幹呢，就非得先給我打100萬，嚇得我恨不得找個地方躲起來……”

由於項目不差錢，加之預算制度透明度不足，劇組各部門並沒有對整個項目預算的系統認識和責任，對成本約束也常有漠然。項目超支超期的情況屢見不鮮，有些年輕導演甚至連續多個項目超支超期，竟仍能有資本和項目絡繹不絕地找上門，或許從另一個方面也説明了本系列第三篇裏，我國導演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

資金是任何一個電影項目最基礎的環節。合拍片應當更重視合作各方的利益保障。滲入到血液中的預算約束意識和責任也應是中國電影人在劇組裏表現出的職業素養。

作為《中韓電影合拍更要合流》系列專題的終章，本文希望進一步找出中韓電影在合拍過程中的不合拍之處，為雙方合作出謀劃策。其中語言交流的障礙和雙方成本觀的差異是所有分歧中最基礎、也是影響最深遠的。通過雙方團隊長期合作、不斷磨合，隨着中國電影產業的完善、預算約束意識的增強，我們相信中韓合作不合拍之處會逐漸減少終至消弭。

中韓合拍，這是成為亞洲好萊塢的關鍵一課

共四篇的《中韓電影合拍更要合流》的系列專題即將完結，華誼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簡單回溯了韓國電影的發展歷程以管窺其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騰飛的肇因。近年來，韓國電影由於本土市場飽和而產生對中國市場的需求。同時，韓方電影的高質量、低成本也令中國電影產生了極大的合作慾望。在合拍過程中，中方除了須學習韓國電影製作上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之外，還應努力借鑑韓國培養電影后輩的機制：注重實踐的職業教育，傳承敬業、樂業的匠人精神以及由政府、企業、財團合理搭建的資助扶持體系，保障了人才梯隊的輸送。

中韓合拍協議簽署一年多來，合拍作品在中國市場上與純正韓片一樣仍在遭遇“叫好不叫座”的情況，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是，中國電影審查制度以及中國觀眾的心智尚待進一步成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韓式類型片在中國市場的“水土不服”。而語言障礙和成本觀念的不同也對中韓合拍產生了相當的困擾。

就像當年CEPA一樣，中韓合拍也無法繞過雙方初期磨合可能會有的失敗、遺憾，但只要兩國電影人共同努力和堅持，遭遇過的溝溝坎坎都將成為智慧，幫助彼此共同抵達成功的彼岸。

對於中國電影產業來説，能夠吸引和吸收來自各國的資本和人才——特別是比我們更規範的資本和更優秀的人才，對未來中國成為亞洲好萊塢而言將是關鍵的一課。

文/李牧謠

編輯：v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