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無限透明的蟬終於得見眾生(圖)
林懷民 韓松落 “如果,如果我們明年再來,還會有蟬嗎?” “當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蟬。” 在林懷民寫於1969年的中篇小説《蟬》的結尾,主人公翁陶之和莊世桓有這樣一...

林懷民
韓松落
“如果,如果我們明年再來,還會有蟬嗎?”
“當然有,可是那是另一批新蟬。”
在林懷民寫於1969年的中篇小説《蟬》的結尾,主人公翁陶之和莊世桓有這樣一段對話。小説裏的青年人們,在青春的終站即將到來前,度過了一個奔放的夏天,他們在“明星”和“野人”咖啡屋流連,他們莫名感傷,被青春和死亡以及早夭的隱憂挾裹着,“進行燃燒青春的儀式,也惶然地找尋自己和彼此”,終於,狂歡謝幕,主人公在離別紛湧而至、青春劫毀之後,突然聽到了一陣蟬聲,一種近似於歡樂的情緒驟然到來,主人公在剎那頓悟之後,準備進入另一個生命階段。
40多年後的2013年,就在林懷民帶着“雲門舞集”在內地演出的同時,“美國舞蹈節”宣佈,將今年的終身成就獎頒給林懷民,這是現代舞世界的至高榮譽,曾經頒給許多舞蹈大師,而林懷民是第一位歐美之外的獲獎者。
林懷民的舞蹈成就,是不爭的事實,但真正成就他的,還有舞蹈以外的熔鍊和建樹。《外灘畫報》韓見和菲戈的文章認為:“林懷民之所以享有如今的聲譽,不是因為他把自己打造成了明星偶像,也不只是因為他對中國元素的現代舞所作的開拓性探索,還因為40年來他創辦的雲門舞集真正和台灣社會建立了良性互動。”
一隻曾經慘綠的蟬,在日光和風雨中,變成古銅色,又漸漸趨向透明,終於得見眾生。
初歌:見自己
林懷民生在一個書香門第世家,曾祖父林維朝祖籍漳州龍溪,是清光緒十三年的秀才;祖父林開泰曾經留日,是醫生;父親林金生畢業於東京大學,曾是嘉義縣首任縣長,母親也曾留學東京。
林懷民自幼喜歡舞蹈,也喜歡寫作。十四歲時,在《聯合報》發表文章,拿到三十塊台幣的稿費,就去報舞蹈社,被父母勸止。18歲,他考上政治大學法律系,出於對寫作的熱愛,他又轉讀新聞系。讀書、寫作的同時,開始斷續地參加舞蹈課和觀賞舞蹈演出。旅美舞蹈家黃忠良的舞蹈課,旅美舞蹈家王仁璐展演的瑪莎·葛蘭姆風格的現代舞,都曾給他滋養,並影響到他對現代舞的理解。
1969年,他22歲時,去密蘇里大學新聞研究所讀書,後來轉去愛荷華大學的寫作研習班。在那裏,他寫下小説《辭鄉》,這篇小説成為他的小説集《蟬》的最後一篇,這本集子隨後在台灣出版,讓他成為各方矚目的青年作家。自愛荷華畢業後,他開始正式在瑪莎·葛蘭姆以及摩斯·康寧漢舞蹈學校學習現代舞。
1972年,林懷民回到台灣。起先,他在政治大學教授英文及寫作,與此同時,他被舞蹈家陳學同推薦,去文化學院舞蹈系授課。這個班上的學生成了“雲門舞集”最早的成員。
1973年,26歲的林懷民,在台灣交響樂團團長史惟亮建議下,創立“雲門舞集”,舞團的宗旨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而“雲門”,是《呂氏春秋》中記載的古老舞蹈:“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大卷。”
舞團工作演出任務繁重,林懷民既要打理演出的事務,還要考慮服裝、道具、舞台與燈光的設計,包括節目單文案的撰寫和印刷,乃至聯繫作曲者的版税交付事宜。但他卻從沒放棄寫作,後來,他的文字,還曾結集成《説舞》、《擦肩而過》和《高出眼亮》。當他被問及舞蹈和寫作在他生命中的關係,他回答:“跳舞是我的初戀,寫作是我的妻子。結婚後,遇到老情人,舊情復發,於是舞蹈變成了我的情婦。”
盛響:見天地
《烏龍院》(1973年)、《奇冤報》(1974年)、《寒食》(1974年)、《白蛇傳》(1975年)、《薪傳》(1978年)、《紅樓夢》(1983年)、《九歌》(1993年)、《焚松》(1999年)、《竹夢》(2001年)、《狂草》(2005年)、《聽河》(2010年)……“雲門舞集”成立之後,帶有“雲門”烙印的作品盛放三十年,進入幾代人的記憶,讓“雲門舞集”成為一種風格、符號,哪怕是幾張劇照,都具備“雲門”辨識度。香港《明報》説:“雲門舞集是台灣這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文化輸出”。
林懷民也因此獲獎無數,入選第一屆“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獲得過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登上美國時代(TIME)雜誌的2005年亞洲英雄榜,並於2009年,獲得德國舞動國際舞蹈節終身成就獎,成為這個舞蹈節的第二位終身成就獎得主。
“雲門舞集”將多種藝術形式帶入中國人的舞蹈舞台,不斷引進最先進的舞蹈理念,並將這一切與中國人的詩意、歷史感、土地意識融匯在一起,讓舞蹈成為中國心靈的承載者。
成就這一切的,是無數磨礪、試煉,以及不停地反思。例如對“傳統”問題的不停思考。蔣勳的《舞動紅樓夢》,由林懷民作序,他在序言裏寫出了自己對“傳統”的理解:“在文化自信充沛的國家,傳統是當代的一部分。在英美,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戲劇在每個時代不斷地被重新詮釋,這是一種自然,沒有人會覺得是一個問題……全球化不應該是自我放棄。傳統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前人對生命的想象,如何豐富我們的想象,進而用當代的眼光重新詮釋古老的素材,豐富今天的文化,才是正確的課題吧。”
“雲門”曾經因為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在一九八八年暫停,隨後,又在一九九零年復出,也曾經不停地尋找舞蹈和台灣社會的關係,找到介入生活的觸角。一次,“雲門”演出《耕種》,演出前,陳達的歌《思想起》和碧綠的禾苗一起在舞台上出現,六千觀眾掌聲雷動,那一刻給了林懷民莫名的震動:“我知道藝術家不只是為着那掌聲與鮮花工作,卻不明白藝術不只是技術、形式與結構。藝術工作原來只是將心比心,是人情的往來”。一年後,“雲門”開始進入低收入社區和校園免費演出。
在林懷民看來,舞蹈是修行,舞者進入“雲門”,是一次修行之旅:“我們有打坐、書法等課程,舞者在旅行時,甚至帶着毛筆,在旅館裏有時間就寫。雲門的舞者跟上夜店的舞者是不一樣的,沒有人禁止他上夜店,他們都不上。”
虹外:見眾生
“有的舞者,不管做什麼,總是透明的。”林懷民曾經這樣評説“雲門舞集”的舞者。事實上,經歷四十年熔鍊之後,他也漸漸成為那個透明的人,舞蹈理念已臻化境,物質生活卻極其簡單,他的身心都已修煉得像風和電波,無限開放,向着生活的開闊之地猛烈行進。“雲門舞集”也貫徹着這種猛烈如大風的氣象,漸漸“見眾生”,從被動,到主動。從1993年開始,雲門舞集就頻繁下鄉演出。從表面上看,之所以發起下鄉行動,是因為台灣演出市場比較小,演出容量就那麼大,尤其是舞蹈團,生存形勢非常嚴峻,1993年,“雲門”去美國演出《薪傳》之後,經濟狀況不佳,也迫使“雲門舞集”另闢蹊徑,尋找適合台灣的運營之道。
但事實上,“雲門舞集”的下鄉行動,並非單純的票房擴容,他們並不是演了就走,而是和當地民眾有非常良好的互動。他們演出的地方,往往不是正規的劇場,而是露天的舞台、學校的操場,甚至榕樹下的一塊空地,即便在這些地方,他們照舊認真演出,在互動環節,還邀請觀眾尤其是孩子一起舞蹈。
1999年,雲門舞集二團成立之後,也主要在學校和社區演出,“二團常在一個縣蹲點兩個禮拜,可以做出36個活動。比如在學校開週會時演,在教室裏教,晚上還給老先生老太太上跳舞課,很成功,社會很需要”。
結果就是,他們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2008年2月,“雲門舞集”的八里排練場毀於大火,在他們並沒發起捐款的情況下,自發捐款卻源源不斷湧來,從企業家捐助的二三百萬,到幼兒園小朋友捐助的一百元,“雲門舞集”在短期內收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5000筆捐款,共計3.7億新台幣,為的是讓“‘雲門舞集’有自己的房子”。林懷民笑稱,自己有五千多個股東。
皮埃爾·布迪厄、羅伯特·帕特南等學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提出“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理論,而林懷民和“雲門舞集”已經成為給台灣社會儲備“社會資本”的重要力量。這才是藝術家的終極追求,在“見自己、見天地”之後,要“見眾生”——為眾生寄身的世界,增加聯繫、信任,以及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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