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藝六十週年五人談:開放傳統中走向未來
話劇《茶館》劇照(2012年) 李春光攝 話劇《蔡文姬》劇照(1959年) 話劇《雷雨》劇照(1954年) 話劇《絕對信號》劇照(1982年) 六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迎來了它建院六十週年的慶典。作...

話劇《茶館》劇照(2012年) 李春光攝

話劇《蔡文姬》劇照(1959年)

話劇《雷雨》劇照(1954年)

話劇《絕對信號》劇照(1982年)
六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迎來了它建院六十週年的慶典。作為北京這座文化古城當下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文化高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自建院到現下,在京城人們的文化生活中承擔着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並被寄予着無限的期望。在擁有了《龍鬚溝》、《茶館》、《雷雨》、《北京人》、《絕對信號》、《天下第一樓》、《鳥人》、《小井衚衕》等等一大批經典劇目後,在人們津津樂道於人藝表演風格帶來的美妙的藝術享受之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未來的發展又會面臨着怎樣的問題,繼承傳統與創新發展的交匯中,又藴含着怎樣的矛盾同時又是新的勃發的契機?值此北京人藝建院六十週年紀念之際,本報副刊部特別邀請了幾位業內專家,就北京人藝的既往傳統與未來發展的幾個問題暢所欲言,以饗關注熱愛北京人藝的觀眾,並以此表達我們對北京人藝未來的殷切之情。
趙起揚和焦菊隱的結合,造就北京人藝奇蹟
童道明:我參加過人藝40週年和50週年的紀念,沒有一次像60週年這樣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我記得40週年,新加坡有一個戲劇家郭寶昌講了一句話:《茶館》是一個奇蹟。我知道他話裏的弦外之音:1958年怎麼能出來這麼個戲劇經典?剛剛反“右”完了,馬上“大躍進”了,居然來了個《茶館》。《茶館》是個奇蹟,也可以説北京人藝是個奇蹟。假如沒有曹禺、趙起揚、焦菊隱,它能有這樣的輝煌嗎?所以,真正大師級的人物對於一個羣體的戲劇的發展就可能起到這麼重要的作用。
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藝的老藝術家嘴裏沒説,但思想的深處把藝術看得至高無上。老舍要響應社會的熱點,寫一個這樣的迎合時政的戲,主觀願望很好。人藝的老藝術家在藝術上提出了迴歸戲劇現實主義的建議,正中老舍的下懷。當時文化部的一位領導批評人藝黨委走專家路線,也就是走藝術路線。《茶館》就暫時停演,但完全扼殺《茶館》已經不再可能。《茶館》這個奇蹟就是這樣出現的。
楊乾武:如果要説奇蹟的話,就要追述到老舍先生的第一個戲《龍鬚溝》,這個戲的起步跟所有劇院都不一樣。為紮根北京文化土壤,奠定人藝根基,播下了後來奇蹟的種子。
解璽璋:北京人藝建院初期四巨頭——曹禺、焦菊隱、趙起揚和歐陽山尊,做過著名的42小時談話,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關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劇院,像莫斯科藝術劇院那樣,將來做些什麼追求什麼,以及後來人藝這幾十年涉及到的所有重大問題,這42小時全都談到了,而且都有明確的做法,比如培養演員怎麼做,等等。
童道明:莫斯科藝術劇院最重要的經驗在什麼地方呢?那就是有嚴格的藝術分工責任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欽科聊了18個小時之後決定——斯坦尼負責藝術生產,負責導戲,丹欽科負責行政與劇本選擇。他的一個重大決策是演契訶夫的戲。這對焦先生的影響非常大。焦先生最倒黴的時候,在重慶,翻譯丹欽科的回憶錄。丹欽科給他一個什麼啓示呢?那就是做一個為一種新的戲劇而獻身的殉道者。
解璽璋:從表面上看,北京人藝確實很像莫斯科藝術劇院,就是他們這個三角關係都很像。所以北京人藝跟任何一個劇院的戲都不一樣。他們的很多戲別的劇院演不了,他們形成了非常鮮明的自我特點。
其中最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趙起揚和焦菊隱,這兩個人缺一不可。這兩個人的結合才造成了北京人藝的奇蹟。焦菊隱在1950年代那樣一個政治環境裏創作了《茶館》。
焦菊隱當初排《茶館》、《虎符》的時候,趙起揚起了什麼作用?正好趕上反“右”的時候,彭真、廖沫沙把趙起揚和歐陽山尊叫到了市委,問:“這個人(焦菊隱)有用沒有?有用就保下來,沒用就劃為‘右派’。”他們説“有大用”。彭真説有大用就保下來。後來趙起揚主持開了個幫助會,焦菊隱做了檢查。如果沒有黨委的保護,後面的《茶館》、《蔡文姬》都沒有了,民族化的戲都沒有了。包括排《虎符》的時候,劇院裏面意見也很尖鋭。有人給上邊寫信,説受不了實驗,給他提了一百多條意見。趙起揚説即使藝術上失敗了也要探索。他天天坐在排練場,誰都不能搗亂。如果沒有黨委的支持,如果黨委領導沒有“藝術至上”的信念,焦菊隱的探索怎麼能夠進行下去?
建立導演主導的生產體系,培養演員全面才能
張先:從整個發展來看,其實哪家劇院都有面對社會如何生存的問題。我覺得北京人藝能夠延續這麼長時間的輝煌,藝術生命這麼旺盛,有幾個重要的因素。首先,焦菊隱作為一個開拓型的導演,是有重大貢獻的。這麼一個大藝術家,在黨委的幫助下建立起了一個以導演為主導的生產體系。導演主導的藝術生產體系,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抵制了行政在各個創作部門的牽制——這一點一直被人藝延續下來。人藝優秀的劇目都有一個導演在製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林兆華,還是後來的導演。另外還包括當時形成的一個藝術創作團隊,比如英若誠、刁光覃、藍天野、蘇民、顧威……有些藝術家到今天都還活躍在舞台上。這些藝術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本身也演戲,戲演得好,也導得好。他們都從焦菊隱先生那種以導演來主導藝術生產這一點上吸取了很多的教益。這個是不是北京人藝的傳統不重要,主要是從劇目來看,直到現在還在延續,包括可能褒貶不一的《窩頭會館》什麼的。包括林兆華的努力,仍然在這樣一個延續中。但是我們看國內的其他院團,在這種導演為主導的藝術生產體系中,基本上沒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傳承。
我覺得一個藝術風格和藝術傳承的形成,首先是以藝術性為前提。沒有藝術性的作品,不管你如何炒作,不管是圈裏圈外,這種東西都不能成為歷史上的記錄。而北京人藝正是由於這些作品的存在,越來越證明了焦先生的這樣一種藝術生產體系,是具有合理性的。所以在這樣一種生產體系的保護下劇目能不斷出來,以至於在焦先生之後,還有一些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產生。包括李龍雲的《萬家燈火》。這個戲是一個主旋律,但是大家到劇場看這個戲的狀態,其實是一種藝術享受的狀態,劇場的氣氛就跟過節一樣,這就是劇場的本質。劇場是慶典、聚會之所,不是講壇、報告廳。
楊乾武:我補充張老師意見。北京人藝的檔案資料和藝術管理,據我瞭解,那是按照藝術規律獨立的管理。幾十年的藝術資料相當齊全。我看過他們從1952年建院以來所有的演出劇目資料——導演、演員,主創人員、舞美等……清清楚楚。我感覺焦菊隱起了一個藝術總監的作用,跟當代西方的藝術總監製是異曲同工的。但又有中國特色——黨委書記趙起揚管行政,就是説關於人事關係的事全部給擋住、解決、搞定,焦先生可以安心搞藝術創作。同時它還有幾個精神領袖——曹禺、郭沫若、老舍,這幾位文學大家,像一個智囊團一樣。由焦菊隱擔任藝術總監,把劇院的目標、風格確定了。當年焦菊隱不是經常排戲的,好像一年最多排一個,不是説哪個戲他都排。但我發現,劇院常常安排演員們不僅學表演,還要學編劇、導演,從體驗生活開始,全面綜合地學習實踐。這個傳統是相當偉大的。記得連林連昆老師都學過編劇、導演。一個劇院在藝術總監的帶領下,為了一個理想目標,一起追求實踐,沒有閒的時候。不演這個戲,我可能去體驗生活,一起去參加別的藝術實踐。特別在1950年代,這個傳統太了不得了。北京人藝之所以形成這種獨有的表演風格,首先是焦菊隱起了藝術總監的作用,這種體制擱現在也是先進的。
張先:體驗生活這個傳統和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有關係。西方沒有這樣的。童先生你説俄羅斯它有劇團組織下鄉嗎?有沒有這樣的?只有中國北京人藝有。當然後來別的院團也模仿。這一點不管怎麼説,我覺得它對人藝風格的獨創性和人藝有儘量廣泛的觀眾基礎是有關係的。因為畢竟是社會現實的因素通過這樣一些體驗和觀察,融入到他們具體的舞台創作中去。包括現在他們成立一個劇組,有時還要拉下去。仔細想想這並不是一個表面現象,不是一個簡單地要賺媒體眼球的作秀。
解璽璋:其實,焦菊隱這一套都是從丹欽科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這兒來的,包括對生活的態度,也可以説是從莫斯科藝術劇院這個傳統當中來的。只是方式不太一樣,再加上人藝的底子。它的核心是兩支隊伍:一支是從晉察冀過來的,一支是從晉冀魯豫過來的,加上其他演劇隊的一些人。但最核心的六十個人都是從這兩個解放區文工團過來的。所以我覺得你要説他們和講話的關係顯然是非常密切的。因為這兩個團體都是從延安魯藝出來的,其中有一個還是從延安的中央黨校出來的。
童道明:談到人藝啊,有一次於是之跟我講,人藝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三個清華大學的畢業生——英若誠夫婦和蔣瑞。如果沒有蔣瑞的話,焦先生的很多戲劇遺產可能留不下來。她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是焦先生極其稱職的助手和場記。英若誠考到人藝之後,焦菊隱找他談話,“你就負責剛成立的檔案室”,英若誠不願意,説我那就不能演戲了。焦先生説你還可以演戲,你不演戲是我們人藝的損失,但主要工作還是整理檔案。所以英若誠出的第一本書,就是焦菊隱《龍鬚溝》演出的相關材料。這個十分重視藝術資料整理積累的傳統我們正慢慢在丟。
解璽璋:所以,你看他在資料室待了三年多,等於把資料室的全部基礎工作都做好了。
張先:在這樣的前提下,可以説是焦菊隱奠定了北京人藝的藝術風格。你比如説《茶館》,也有很多研究説它是人像展覽式。你不管它是什麼式,它本身在戲劇舞台上是一個散點的處理。看歐洲的戲,他們不是散點的處理,而是焦點處理。只有《茶館》是這樣。再比如説,關於戲曲元素在舞台上的運用,包括《女店員》,現在導演在創新的東西,焦先生都用了很多。《女店員》裏,女主角和兩個女孩偷聽,那種反應、調度,都是虛擬的形體表現。我覺得在焦先生那樣的大家那裏,沒有口號的概念。什麼要突破中國的表演,或者説融入西方之類。現在這些語言,喊的這種口號太多了。其實東西方從表演手段來説,有多少本質的差異?在那個時候,焦先生沒有説我有意要創造一箇中國學派,而是在藝術創作上,藝術敏感的觸角已經伸到了那兒。因為反映的內容就只有中國這片土地才有的——老北京市民,老北京大院裏頭,你要他用什麼方式?反映他們的形象,反映他們的內心,勢必要用這些元素。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理論先行的問題,是一個創作者的感知能力問題。他需要一個相應的表現手段,沒有多想是不是中國的,而且表現北京的老百姓還可能是別的東西嗎?
解璽璋:我覺得中西戲劇在焦先生那裏是融會貫通的。他在法國唸書的時候,做的一個論文就是中西戲劇的比較。而且,他在去法國之前在北京辦的中華戲校,就是培養京劇演員的。現在國內很多名角,像王金璐他們這一代,都是他培養的。還有四小花旦。而且,他辦學校的時候,有意識地要改造舊戲班的那一套東西。你看他辦校的一些做法,包括學生要統一校服,每天包車帶他們出去看戲,也看話劇。他讓戲曲演員也學習話劇的表演。他把兩個東西都打通了,這在他身上是很自然的。沒有説我可以學哪個不可以學哪個,他認為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體的。
包括翁偶虹寫劇本,都是焦菊隱最初給他提示的。説你不能光上課,你應該也寫點劇本。翁先生的第一個作品就是焦菊隱讓寫的,所以他特別感謝焦菊隱。要是沒有焦菊隱,他還不會走這條路,他喜歡在舞台上當票友。
張先:其實我覺得焦先生不僅本身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實踐家,關鍵是他本身的系統觀念已經完備了,以至於後面的導演能夠延續他的,使我們感覺到有一個潛在的人藝的風格在那兒。
解璽璋:焦先生認為,《虎符》中缺了音樂的實驗,他想再排一個郭沫若的戲,於是就有了《蔡文姬》,《蔡文姬》就是為了實驗中國風格的音樂怎麼能融入到話劇裏面。他對每個戲的設計,其實是很自覺地在做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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