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曙光:春節檔盡顯電影市場潛力 但結構性問題需警惕預防
這種新的結構性變化和發展使得賀歲片、春節檔在市場層面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市場最重要的現象,而且在文化層面也成為了經久不衰的熱點話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電影仍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資本、尤其是非專業資本或許根本不會考慮中國電影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有可能給中國電影造成的發展失控的風險和...
春節檔所創造的票房新高,不僅代表了中國電影創造力的有效提升,也在細分賀歲檔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市場空間,凸顯出中國電影市場的極大潛力。但是,中國電影仍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資本、尤其是非專業資本或許根本不會考慮中國電影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有可能給中國電影造成的發展失控的風險和危險,必須提前警惕和防範。
【編者按】2016年春節檔電影票房再次井噴乃至“發飆”,助力中國電影市場單月票房再次超越北美。記者特約專家、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認為春節檔所創造的票房新高,不僅代表了中國電影創造力的有效提升,也在細分賀歲檔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市場空間,凸顯出中國電影市場的極大潛力,甚至可以説是沒有所謂的“天花板”。春節檔的這種標誌性、示範性作用,使得中國電影人面對即將到來的2017年,很大程度上淡化乃至消除了過去“大限將至”的糾結、憂慮乃至恐懼。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電影仍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資本、尤其是非專業資本或許根本不會考慮中國電影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有可能給中國電影造成的發展失控的風險和危險我們必須有所提前警惕和防範。此外,電影作為內容生產不能僅僅滿足於觀眾社交化、娛樂性需求,而應該進一步有效滿足觀眾的精神性需求、情感性需求、審美性需求。這不僅僅是中國電影的商業倫理,也應是中國電影的敍事倫理。

毫無疑問,中國電影正在產生的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化及其效應在春節檔得到了相當充分和集中的體現和表現。硬件設施層面(包括三四線城市電影院、銀幕數以及新的傳播渠道)的增長大幅拓寬、拓展了市場的空間和容量;創作羣體的更新換代和“新力量”的崛起已然成為主導,打破了以往陳凱歌、張藝謀、馮小剛三大導演的“三國演義”;90後觀影習慣的養成和小鎮青年的崛起,促成了新的觀眾羣體和年輕化的審美趣味。這種新的結構性變化和發展使得賀歲片、春節檔在市場層面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市場最重要的現象,而且在文化層面也成為了經久不衰的熱點話題。
新的市場空間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再次帶動了“閤家歡”的觀影方式,成為春節期間影院的一道獨特景觀。春節期間闔家觀影並且是看國產電影,形成了一個新的春節文化現象,正在或將會形成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新民俗”,而且極有可能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新常態。在這個背景下不難發現今年的春節檔依然是喜劇電影的天下,春節當天上映的三部影片對外營銷時均主打喜劇元素並且接連創造票房奇蹟,也折射出當前喜劇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的獨一無二的支配性地位。喜劇電影大賣的背後有着比較複雜的社會和審美心理,一方面是集體性社會心理的轉移,即現在大多數觀眾進影院看電影主要是社交娛樂需求佔據主導地位,包括現在年輕觀眾釋放生活壓力、情感壓力以及各種心理壓力的訴求。另一方面,喜劇電影也是產業化以來中國電影運作較為成熟的類型,加之中國春節的固有的喜慶文化氛圍,喜劇電影在春節檔的營銷策略與閤家歡的觀影主題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但就品質而言,今年春節檔的電影與筆者預期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是在製作上沒有達到閤家歡的特質,另一方面是個別影片社交娛樂和資本逐利的訴求壓制甚至淹沒了電影的藝術審美品格。
嚴格意義上講,今年春節檔的“閤家歡”現象是產生在影院層面,從影片本身的質素來看,還有着較為明顯的偏差。春節當天上映的三部電影中,《美人魚》和《三打白骨精》呈現了當前中國電影較高的技術水準,但在創意、故事、敍事結構層面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尚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閤家歡電影。“闔家觀影”涵蓋了全年齡段觀眾,尤其需要照顧到以兒童為主的未成年人,這也是“閤家歡”電影的中心訴求。但是,三部電影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受眾偏離,《美人魚》中的暴力場景(本片在美國上映時因此被定為R級),《三打白骨精》中妖精的造型和恐怖橋段,《澳門風雲3》中的賭博和監獄場景,這些未經篩選和甄別的內容,並不適宜未成年人尤其是兒童觀看。同時從“歡”的定位來看,三部電影的喜劇效果均不理想。《美人魚》和《澳門風雲3》宣傳期間以喜劇為類型定位,觀眾以特定導演風格和系列品牌效應為期待,但實際呈現上,前者雖然有着積極的環保主題,故事卻依然薄弱,影片暴力場景的展示破壞了以人物表演為核心的喜劇節奏,二者產生了天然的撕裂。《澳門風雲3》無休止的販賣港片情愫,無章法的橋段拼湊已經跌破喜劇的下線,僅依靠明星陣容和品牌效應大肆消耗春節檔期票房資源,其結果已經是難以為繼。因此從整體效果上來看,當前的春節檔是高品牌效應的電影與具有市場潛力空間的檔期相契合的結果,其內容距離“閤家歡”水準還有一定距離。真正合家歡的標杆產生於春節後,迪斯尼動畫片《瘋狂動物城》在上映初期排片受到擠壓的情況下依然成功逆襲,在普通檔期打破中國動畫電影票房紀錄。該片無論從技術、故事、情懷等各方面都代表了迪斯尼乃至世界商業動畫當前的最高水準,之所以能夠在逆境中創造記錄,很大程度上在於其閤家歡特性和品質。
儘管近年《狼圖騰》、《美人魚》、《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影片在不同層面上有效提升了賀歲片的品質和春節檔的口碑,但諸如《澳門風雲3》等電影現象的存在,也讓中國電影不得不面對強烈的質疑。《澳門風雲》所代表的電影界“搶錢”現象並非個案,最近《葉問3》資本介入票房,以及金融資本及其影視產品金融化和證券化帶給電影的衝擊等問題也引發了資本博弈與電影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本來,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擇手段的追逐最大化利益和利潤,但對於電影而言還是應有一個道德底線,畢竟電影作為特殊的文化商品不僅僅具有商業價值,還應該具有社會價值,精神價值,文化價值。資本及其所有者或許只看重電影的市場邏輯、商業邏輯,但包括電影導演在內的所有電影創作者在尊重電影的市場邏輯、商業邏輯的基礎上應該尊重電影的藝術邏輯、藝術規律,應有起碼的藝術誠意、文化責任感和擔當意識。
李克強總理提出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文化產業。電影經濟也應是道德經濟,電影產業也應是道德產業,進一步而言中國電影應當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電影優秀傳統的精神傳承和現代化轉換。中國早期電影曾經經歷過極其激烈的商業競爭,完全是自生自滅,沒有來自政府的任何支持,即便如此,早期中國電影人仍然堅持“良心主義”,主張電影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可以説,早期電影的良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方法,而且是滲透在電影人血液和骨子裏的價值理念和價值追求。事實上,無論是電影本身反映的內容問題,還是各種電影現象呈現出的市場問題,都是整體性的社會狀態的折射。我們也很欣慰的看到當下中國主流電影有着向上向善的價值理念和價值追求,多數電影人堅守着基本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底線。但是也不容否認有個別人已經觸犯了道德底線的紅線,將電影創作、藝術追求通通讓位於商業利益,可能會降低全社會對電影的認同度和美譽度,進一步則會影響到中國電影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電影必須在內容生產,特別是整體性傳播過程中都要具備向上向善的力量,有益於世道人心,有益於推動整體性社會狀態的改善和改良。
因此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必須承認中國電影仍舊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舊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沒有有效化解,新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不斷凸顯,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新現象、新問題層出不窮,嚴峻的考驗着中國電影人的智慧和應變能力。特別是大量非專業資本、非產業資本以不計成本的方式進入電影業,已經在某些環節和領域形成了資本任性和狂歡,嚴重的挑戰着中國電影市場的秩序和環境。如果不加以有效規範和管控,很有可能給中國電影造成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脅,讓全體電影人經過多年努力和奮鬥好不容易盼來的大好局面毀於一旦。筆者一直在呼籲降低中國電影的發展速度,以此創造緩衝空間來集中精力提高電影的質量和品質,但在各路近乎於瘋狂的資本的推動下成為了一種奢望。資本、尤其是非專業資本或許根本不會考慮中國電影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有可能給中國電影造成的發展失控的風險和危險我們必須有所提前警惕和防範。
眾所周知,供給側改革是中國經濟面臨着巨大的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提出來的。雖然當前中國電影面臨的不是下行壓力的問題,但資本任性狂歡以及無端干預創作也對中國電影提出了需要在供給側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提供更多的優質產品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和變化的多樣化需求,增強中國電影發展的內生動力,有效延伸、延長中國電影發展的“黃金機遇期”。儘管社交化、娛樂性需求大大壓過了藝術化、審美性需求,成為大多數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羣體走進電影院的主要行為動機和心理動機,但電影作為內容生產不能僅僅滿足於觀眾社交化、娛樂性需求,而應該進一步有效滿足觀眾的精神性需求、情感性需求、審美性需求。這不僅僅是中國電影的商業倫理,也應是中國電影的敍事倫理。
從供給側角度看,由於歷史以及中國電影規模化、工業化、集約化短板問題,品牌效應相對疲弱,續集電影和系列電影生產對中國電影來説無疑是稀缺資源。由於文化準備,藝術準備,工業準備,創意準備不足,以及缺乏對原有資源進行深度加工和開發,造成了品牌的變形乃至斷裂,近期的《澳門風雲3》和《愛情麻辣燙2》就是典型品牌延續失敗的案例,沒有有效實現應有的經濟效益最大化,最優化。供給側改革不僅僅要助推電影票房創新高,更要助推中國電影去庫存補短板,助推中國電影整體性升級換代。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我們應當大力推進制度性建設,促成和保障電影的文化精神品格。當前可以預見中國將會在我們過去視為“大限”的2017年超越北美電影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票倉。但我們不能僅僅要有票房指標,經濟指標的超越,還得要有藝術指標、文化指標的提升,尤其要在國際傳播當中進一步有效的拓展,才能助推中國電影有序地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
與虛耗市場資源相對應的,像《喜馬拉雅天梯》、《山河故人》、《師父》這類影片在主流院線中雖然無法大賣,但依然有着特定的觀眾羣體。筆者在觀看徐皓峯的《箭士柳白猿》時發現小廳的上座率能達到80%,但影院排片異常少,尤其春節檔的排片給多樣性電影提供的生存空間更小。如果差異化市場體系建設方面能有所推進,影院拿出一個廳來做差異性的放映,整體放映市場的生態會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可以預見未來不久影院供需平衡會發生變化,當影院銀幕數達到4—4.5萬塊的時候,就有可能超過觀眾跟觀影人次票房的增長,打破當下的平衡狀態,屆時再進行結構性調整就會有很大難度。
我們應該前瞻性的推進供給側改革,從創作層面提供更優質的產品,不僅滿足人們的娛樂性需求,也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須全力、全面有效推進差異化市場體系建設,讓差異化、多類型、多品種、多樣化的電影,特別是偏小眾的文藝片,偏小眾的少數民族電影、戲曲電影、兒童電影,農村題材電影、現實主義電影,都能有良性的出口和渠道,都能有效對接自己的目標觀眾羣體從而實現良性的循環。只有這樣,中國電影的生態才會更加優化,中國電影發展的可持續性才會增強,中國電影的戰略機遇期才會有效延長,中國電影才會實現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的有序轉變。
中國電影面臨的另外一個風險就是整個業界缺乏一個有效溝通和交流的機制和平台,不僅難以達成基本共識,甚至難以達成有限共識。這無疑給中國電影理論評論界提出了更艱鉅的課題。無論如何,中國電影理論評論界應該進一步有效發揮中國電影智慧、智庫、智囊的作用,推動整個電影業界達成一種基本共識:不管中國電影存在着什麼樣的問題和矛盾,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發展的辦法不斷有效化解。今後一段時間中國電影將會出現很多過去沒有遇到過的新情況、新現象、新問題,無論是在實踐論層面還是認識論層面都對我們提出了新的巨大的挑戰。無論如何,我們不僅要看到問題的存在,更要看到問題存在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策略和方法。只要我們不失掉自信心,勇於直面問題和矛盾,以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去尋找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不斷提升自身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中國電影的前景一定更加美好。
編輯: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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