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曙光：《長城》是張藝謀的工業試驗與創作博弈

作為中國電影人才和資本與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一次深度合作，《長城》更像是張藝謀在當前中國電影產業化轉型語境下深入好萊塢體制的一次探索。製片權力和文化輸出的主動優勢成為中美雙方在合作過程中持續博弈的焦點。

隨着《長城》的上映，張藝謀及其電影再次成為電影評論的風暴中心。

作為第五代的佼佼者，中國式大片的開啓人，奧運會開幕式導演，張藝謀多重身份的交疊使其在文化輿論場中的位置倍受矚目，甚至無形揹負了中國文化代言人的角色。這種全能印象也招致了觀眾對《長城》的落差批評，但事實上《長城》作為一次合格的向好萊塢工業借水行舟的試驗，無疑是張藝謀職業生涯裏最重要的一次創作博弈。

新世紀以來，華語電影工業版圖重繪，進軍好萊塢的華人導演屈指可數，張藝謀是大陸第一位與好萊塢達成A級商業類型片合作的導演，《長城》也是迄今體量最大的中美合拍電影。

作為傳奇影業籌備了7年的項目，英文劇本署名五位作者，七易其稿，實拍三年，團隊裏有超過百位的奧斯卡級別的獲獎者和提名者，特效更由頂級的“維塔工作室”和“工業光魔”協助完成。

作為中國電影人才和資本與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一次深度合作，《長城》更像是張藝謀在當前中國電影產業化轉型語境下深入好萊塢體制的一次探索。製片權力和文化輸出的主動優勢成為中美雙方在合作過程中持續博弈的焦點。

張藝謀在《長城》中被壓制的創作權力使其區別於以往的作者身份指認。好萊塢的工業標準大幅限制導演權力，從這個角度來説，《長城》作為一線好萊塢的重工業產品，本身又是去個性化的。個人的美學旨趣需要在嚴苛的製片人制度內尋求突圍。

張藝謀也坦言在製片過程中自己能夠掌控的東西有限，《長城》必須首先是一個合格的好萊塢工業產品，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承載中國文化和價值輸出。這種矛盾突出表現在影片敍事層面的艱難對接，西方視角、故事簡化、人物性格缺少弧度、價值觀壓縮、風格元素奇觀化等都是本片招致批評的原因。

但在有限的敍事空間裏，張藝謀依然在好萊塢的框架內對集體意志與個人價值、男女主角的情感勢差以及中國精神之於人物性格的呈現作出了平衡和提升。同時張氏影像風格在《長城》中仍清晰可辨。

影片將東方人工奇蹟與西方魔幻類型相嫁接，張藝謀在怪獸片的框架內與好萊塢討價還價，儘可能多地配置填充精奇的中國元素，承續了中國風表達，雖被部分觀眾苛責為“團體操”奇觀，但影片所呈現的中國景觀也不再是純西方視點下的想象。

影片藉助長城這樣一個典型的中國舞台，展示出科技感十足的古中國特種部隊、奇巧的冷兵器戰爭場景和頗具視覺壓迫性的饕餮獸羣，從工業技術指標和視覺效果呈現來看，無疑是近年華語電影最突出的一次國際化嘗試。

事實上，敍事薄弱和高度奇觀化是高概念電影的一大“原罪”，本質上是高概念電影在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和傳播中，文化勢差和資本風險所致的保守創作行為。高概念電影力爭在文化折扣最低的代價下儘可能的打通市場，藝術家的自我表達不是高概念電影的必備要素，藝術創新也不能作為其唯一評價指標，這是文化工業的普遍矛盾。傳奇影業近年出品的怪獸電影代表作《環太平洋》和《哥斯拉》在劇作和風格上同樣受到不同程度的指摘。

即便如此，高概念電影仍是當前電影經濟和文化輸出的最強載體，也是國家電影工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2016年中國電影市場增速放緩，電影產業面臨轉型壓力，亟需對產品結構進行優化調整，實現向質量型增長的過渡。

近年“中國式大片”式微，超級英雄電影為代表的好萊塢大片已然佔據國內主流市場，中國電影僅僅依靠中小成本的“黑馬”創造票房奇蹟並非長久之計，中國電影產業想要建立完善的電影工業模式，就必須保證本土高概念電影的競爭力和傳播力。當前中國電影尚無法連續產出高品質的特效大片以供給本土市場，更遑論國際市場傳播。

在中國躋身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的大環境下，《長城》作為中美電影合作的風險案例，也是中美深度合作的第一部超級大片，由中方主創直接向好萊塢取經，其價值更在於向好萊塢借鑑工業體系、製片模式和技術標準，如市場反應良好，將有可能推動中國電影與好萊塢在重工業層面的持續交流與深度合作，進而提高整個華語電影的工業水準，成為重建中國大片模式的契機。

《長城》作為好萊塢主導的產品，電影中英語對白過半，全球化的市場定位不言而喻。

事實上，當前中國電影因文化和語言上的結構性障礙，與海外市場尤其是北美市場的對接是短期內難以完成的任務。《卧虎藏龍》和《英雄》之後，華語電影在世界主流市場的影響力持續走低，更缺乏進入好萊塢主流市場的話語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好萊塢高概念電影持續將中國作為超級英雄獲得神秘力量或是後冷戰科幻對壘戰場的景觀想象，甚至推出“中國特供”版來討好市場。

在此背景下，《長城》藉助好萊塢體系植入英語創作，讓東西方文化話語體系在電影中直接對話，減少與外國觀眾的隔閡，尋求共同認可價值觀的努力，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

電影基本摒棄了中西文化尤其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衝突和對抗，在好萊塢敍事法則的主導下，儘可能的通過中國元素來影響敍事，嘗試進行價值觀的反向輸出，試圖以“信任”為立足點在中西方文化間找到普適價值認同，以犧牲對抗貪婪。

“減法”操作雖然削弱了劇作張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嘗試了中國集體主義美學與西方個人主義價值的對接，這種主流價值觀的交流、融合和輸出，也是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重要命題。在這個意義上，《長城》可以説承載了中國電影海外文化傳播的探索意義，影片將於明年初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的上映，令人拭目以待。

中國電影市場良好的發展前景無疑是好萊塢主動尋求《長城》項目合作的直接動力，當前《長城》的市場表現也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其結果必將影響到中美雙方電影工業和文化合作的後續走向。

創作層面的博弈對應的也是電影工業和市場的博弈，中國電影面臨對好萊塢進一步開放的嚴峻挑戰，中國電影產業也將進入全球電影市場格局的競爭，如何在與好萊塢的對壘中保持本土電影的創作優勢和市場份額將是未來博弈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對的是，《長城》在中國已成為今年賀歲檔首個熱點事件，針對張藝謀及其電影的批評狂歡也再度降臨。新媒體評價的兩極分化掀起了各方輿論的混戰，批評聲中不乏建設性的真知灼見，但也充斥着情緒化、片面化的吐槽，甚至溢出電影之外，缺乏對影片本身科學化、專業化的客觀認知。

《長城》是一部有中國電影人和電影資本介入的“好萊塢電影”，其本身並非“張藝謀電影”，基於對張藝謀過往個人化電影作品的認知而對影片做出純負面的判斷，以及無視中國電影工業發展現狀對影片一味抨擊貶低的言辭，在喧囂的市場化背景中顯得尤為錯位。

電影批評應當在適當的歷史和美學座標系內給予電影合理的評價，任何非理性和無邏輯的情緒宣泄都無助於中國電影的進步。這也暴露出中國電影的當務之急是要在推進電影產業升級的同時，建立起對發展中電影工業和相應產品的新評價體系。只有理性負責的電影評論，才能對中國電影尤其是本土高概念電影的持續發展起到積極的助推作用。

編輯：na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