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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芭蕾舞劇院朱莉-肯特 首席舞者也能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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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説,時代變化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會從藝術中折射出來。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在上週三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朱莉·肯特(以下簡稱肯特)。她是美國芭蕾舞劇院(以下簡稱ABT)北京之行...

肯特説,時代變化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會從藝術中折射出來。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在上週三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朱莉·肯特(以下簡稱肯特)。她是美國芭蕾舞劇院(以下簡稱ABT)北京之行最大牌的首席舞者,但不久前因傷缺席香港的演出,令人捏了把汗。

演出當天下午,肯特在國家大劇院後台接受新京報專訪,這也是她此行唯一的訪問。裹着羽絨衣、羽絨褲和雪地靴的她,神情害羞而友好。年過四十,肯特仍然在跳舞,更特別的是,在舞者中,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外祖父外祖母第一次約會就是去看芭蕾,我父母第一次約會也去看了芭蕾。我母親學芭蕾並深愛芭蕾,她曾是新西蘭一家半職業舞團的成員,後來結識我父親,隨他來到美國。我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我出生不久後,我母親又開始跳芭蕾以保持體形。我可能是有點天分的,我一踮起腳尖,母親和其他人就會稱讚:“看這個腳多美啊”。我很小就登台表演。

16歲,高中一年級時,我去ABT試演,面前是巴里什尼科夫領銜的整個藝術家陣容。巴里什尼科夫覺得,如果我能參演《胡桃夾子》,説不定能説服我父母,讓他們看到我除了上大學之外其他的可能性。《胡桃夾子》在加利福尼亞的演出是我的ABT首秀,我在羣舞中以雪花造型出現,特別開心。

也許一個美國舞者在歐洲大賽獲獎在當時看來挺特別(指1986年在洛桑國際芭蕾舞大賽上獲獎),但現在整個世界已經很不一樣了。我很快就作為見習舞者進入了ABT,我的生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那時是冷戰的高峯,總統是里根,沒有手機,沒有網絡,人們社交的方式也和今天大不同。而現在,世界彷彿就在你指尖,觸手可及。這種改變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自然也會從我們的藝術中折射出來。

口述:肯特

做母親後,人生視角變寬了

新京報:2009年你未能加入ABT的中國之行,這是你第一次來北京,感覺怎麼樣?

肯特:上次是因為我女兒出生,我不想帶着她旅行,也不願把她扔下。我此前唯一一次來中國大陸演出是2000年在上海。那次很棒,我父親和丈夫也一同來了中國,這次我的家人也與我同行,我媽媽、丈夫和兩個孩子,我們計劃去看長城和其他景點。

我以為北京會非常冷,準備了很多衣服,結果比我想象得好多了。這是個很大的城市,人們都很熱情好客。中國人看到我的孩子都非常開心,因為他們非常可愛。

新京報:作為舞者,在職業生涯中生小孩是不是很大的冒險?

肯特:原來我們一直有種觀點,如果你生孩子,就必須放棄舞蹈——起碼上世紀八十年代是這樣。但現在視身體情況而定,生孩子後通過特定的食譜和訓練,也可以有很好的恢復。

新京報:孩子和家庭對你的舞蹈生涯意味着什麼?

肯特:我感到更強大了。我的舞蹈生涯與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16歲剛進ABT時遇到了我現在的丈夫,因為舞蹈,我可以周遊世界,與不同國家的朋友相識、合作、分享。成為母親之後,我的人生視角變寬了,不再給自己那麼多壓力,這也影響了我的表演,比如在《天鵝湖》和《吉賽爾》中,我總是將“無條件的愛”放在表演的首位,當母親之後我才感受到這種愛。在繁忙工作之餘,我也儘量陪着丈夫,並參與到孩子們的生活中。

藝術訓練能讓你生活得更好

新京報:你跳古典芭蕾,也跳現代舞,對你來説它們有什麼不同?

肯特:最大的不同在於技術。芭蕾技術有專門而詳細的規定,現代舞的技術則根據編舞和內容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但是通過舞蹈去講述故事,無論芭蕾舞還是現代舞,都是相似的。

新京報:在你的計劃中,準備跳到什麼時候?如果能選擇謝幕演出,你希望帶給觀眾什麼?

肯特:我一直保持很好的身體狀態,很幸運擁有一個很長的職業生涯。有太多美麗的角色,如果只有一個角色作為謝幕是不公平的,你窮盡一生都在做這些事。

新京報:如果以後不跳舞了,你會做什麼?

肯特:我正在寫兩本書,一本是為芭蕾學生的父母準備的,另一本是為想開始表演生涯的年輕舞者所寫的。在我的舞蹈生涯中,我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他們把豐富的經驗、寬厚的智慧與我分享,我很確信未來我將繼續在舞蹈領域,與大家分享我的所學和經驗,推廣古典藝術。藝術的訓練和欣賞能讓你生活得更好,也能讓世界更好。這是我能夠奉獻的領域。

■參與過的電影

《黑天鵝》

我幫助導演達倫諾夫斯基準備片中《天鵝湖》的拍攝,但我沒看電影。這部電影對芭蕾舞者有很多固有偏見,比如飲食失調、片中典型的芭蕾舞者的媽媽,還有道德問題等,對我來説有點冒犯。它不是紀錄片,更像懸疑小説。

《中央舞台》

它是一部好萊塢電影,不是紀錄片,所以它並不是美國芭蕾學校真實生活的再現。芭蕾表演沒有聲音,你需要依靠肢體語言,而在電影中,你需要一些小的表情和動作,還需要聲音。對我來説,參與這部影片是一段愉快的回憶。

Julie Kent

美國芭蕾舞藝術家。生於1969年。1985年,以見習舞者身份加入ABT,1993年起至今任首席舞者。除了跳芭蕾,她還曾主演電影《舞者》與《中央舞台》。其丈夫是ABT聯合藝術總監維克托·巴比。

肯特説,時代變化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會從藝術中折射出來。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在上週三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朱莉·肯特(以下簡稱肯特)。她是美國芭蕾舞劇院(以下簡稱ABT)北京之行最大牌的首席舞者,但不久前因傷缺席香港的演出,令人捏了把汗。

演出當天下午,肯特在國家大劇院後台接受新京報專訪,這也是她此行唯一的訪問。裹着羽絨衣、羽絨褲和雪地靴的她,神情害羞而友好。年過四十,肯特仍然在跳舞,更特別的是,在舞者中,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外祖父外祖母第一次約會就是去看芭蕾,我父母第一次約會也去看了芭蕾。我母親學芭蕾並深愛芭蕾,她曾是新西蘭一家半職業舞團的成員,後來結識我父親,隨他來到美國。我是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我出生不久後,我母親又開始跳芭蕾以保持體形。我可能是有點天分的,我一踮起腳尖,母親和其他人就會稱讚:“看這個腳多美啊”。我很小就登台表演。

16歲,高中一年級時,我去ABT試演,面前是巴里什尼科夫領銜的整個藝術家陣容。巴里什尼科夫覺得,如果我能參演《胡桃夾子》,説不定能説服我父母,讓他們看到我除了上大學之外其他的可能性。《胡桃夾子》在加利福尼亞的演出是我的ABT首秀,我在羣舞中以雪花造型出現,特別開心。

也許一個美國舞者在歐洲大賽獲獎在當時看來挺特別(指1986年在洛桑國際芭蕾舞大賽上獲獎),但現在整個世界已經很不一樣了。我很快就作為見習舞者進入了ABT,我的生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那時是冷戰的高峯,總統是里根,沒有手機,沒有網絡,人們社交的方式也和今天大不同。而現在,世界彷彿就在你指尖,觸手可及。這種改變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自然也會從我們的藝術中折射出來。

肯特説,時代變化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會從藝術中折射出來。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肯特説,時代變化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會從藝術中折射出來。新京報記者郭延冰攝

新京報:2009年你未能加入ABT的中國之行,這是你第一次來北京,感覺怎麼樣?

肯特:上次是因為我女兒出生,我不想帶着她旅行,也不願把她扔下。我此前唯一一次來中國大陸演出是2000年在上海。那次很棒,我父親和丈夫也一同來了中國,這次我的家人也與我同行,我媽媽、丈夫和兩個孩子,我們計劃去看長城和其他景點。

我以為北京會非常冷,準備了很多衣服,結果比我想象得好多了。這是個很大的城市,人們都很熱情好客。中國人看到我的孩子都非常開心,因為他們非常可愛。

新京報:作為舞者,在職業生涯中生小孩是不是很大的冒險?

肯特:原來我們一直有種觀點,如果你生孩子,就必須放棄舞蹈——起碼上世紀八十年代是這樣。但現在視身體情況而定,生孩子後通過特定的食譜和訓練,也可以有很好的恢復。

新京報:孩子和家庭對你的舞蹈生涯意味着什麼?

肯特:我感到更強大了。我的舞蹈生涯與我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16歲剛進ABT時遇到了我現在的丈夫,因為舞蹈,我可以周遊世界,與不同國家的朋友相識、合作、分享。成為母親之後,我的人生視角變寬了,不再給自己那麼多壓力,這也影響了我的表演,比如在《天鵝湖》和《吉賽爾》中,我總是將“無條件的愛”放在表演的首位,當母親之後我才感受到這種愛。在繁忙工作之餘,我也儘量陪着丈夫,並參與到孩子們的生活中。

新京報:你跳古典芭蕾,也跳現代舞,對你來説它們有什麼不同?

肯特:最大的不同在於技術。芭蕾技術有專門而詳細的規定,現代舞的技術則根據編舞和內容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但是通過舞蹈去講述故事,無論芭蕾舞還是現代舞,都是相似的。

新京報:在你的計劃中,準備跳到什麼時候?如果能選擇謝幕演出,你希望帶給觀眾什麼?

肯特:我一直保持很好的身體狀態,很幸運擁有一個很長的職業生涯。有太多美麗的角色,如果只有一個角色作為謝幕是不公平的,你窮盡一生都在做這些事。

新京報:如果以後不跳舞了,你會做什麼?

肯特:我正在寫兩本書,一本是為芭蕾學生的父母準備的,另一本是為想開始表演生涯的年輕舞者所寫的。在我的舞蹈生涯中,我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他們把豐富的經驗、寬厚的智慧與我分享,我很確信未來我將繼續在舞蹈領域,與大家分享我的所學和經驗,推廣古典藝術。藝術的訓練和欣賞能讓你生活得更好,也能讓世界更好。這是我能夠奉獻的領域。

■

《黑天鵝》

我幫助導演達倫諾夫斯基準備片中《天鵝湖》的拍攝,但我沒看電影。這部電影對芭蕾舞者有很多固有偏見,比如飲食失調、片中典型的芭蕾舞者的媽媽,還有道德問題等,對我來説有點冒犯。它不是紀錄片,更像懸疑小説。

《中央舞台》

它是一部好萊塢電影,不是紀錄片,所以它並不是美國芭蕾學校真實生活的再現。芭蕾表演沒有聲音,你需要依靠肢體語言,而在電影中,你需要一些小的表情和動作,還需要聲音。對我來説,參與這部影片是一段愉快的回憶。

Julie Kent

美國芭蕾舞藝術家。生於1969年。1985年,以見習舞者身份加入ABT,1993年起至今任首席舞者。除了跳芭蕾,她還曾主演電影《舞者》與《中央舞台》。其丈夫是ABT聯合藝術總監維克托·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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