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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8大中美合拍片項目 7步之路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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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影系統和美國電影系統不同,做中美合拍片,就得讓這些系統的各種各樣的口都能得以對接”。在談到中美合拍的機制問題時,樂視影業CEO張昭如此説道。作為今年中國電影最為...

  “中國電影系統和美國電影系統不同,做中美合拍片,就得讓這些系統的各種各樣的口都能得以對接”。在談到中美合拍的機制問題時,樂視影業CEO張昭如此説道。作為今年中國電影最為熱鬧的產業關鍵詞——中美合拍,引發了無數的討論。從國內到國外,從製片到創作,從前端到後端,從業界到媒體,也集結了大量的精英思考。

  本期的專題便是對“中美合拍”這一新鮮事物的一次智慧“搜索”。正如同DMG娛樂傳媒集團總裁丹.密茨所説,“中美合拍並不是那麼容易,要經過很多坎兒”。作為中國電影人來説,既然選擇了合拍,就意味着走上了一條顛簸的路,無法避免利益上的衝突與文化上的牴牾。在這個意義上説,中美合拍,可謂步步憂心。

  為此,我們網羅了上影集團的《魔咒鋼琴》、DMG娛樂集團的《環形使者》、《鋼鐵俠3》、中影集團的《狼圖騰》、《太極俠》、新原野娛樂的《雲圖》、樂視影業的《敢死隊2》以及國影基金的《超能俠》等幾大熱門中美合拍片項目,並集結電影行業內的資深人士,與我們共同面對合拍時的種種問題。在專題的最後,我們也奉上了中國人自己的“八大公司”高層對合拍片的認識和理解,從中窺探出各家公司在面對合拍問題時所進行的戰略選擇。

  第1步:主導權之屬

  作為中美合拍片《雲圖》的出品方,新原野娛樂總裁裘**在被問到該片是否最終會被以“合拍片”身份進入內地時,難掩尷尬之情:“《雲圖》是合拍還是引進?我們還在等待……因為我們在思考的是全球市場到底是誰在把控?”

  曾出品《諜海風雲》的製作人邁克.麥達沃伊正在與上影集團合拍新片《魔咒鋼琴》,該片講述的是二戰期間,一位猶太鋼琴家與上海女孩發生的一段愛情故事。據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透露,“以前我們也與好萊塢有過合拍,但大多是用投資換取海外的版權收益。現在我們希望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合拍。”

  為了這個掌握主導權的合拍,上影集團等待了多年。20年多前,上影集團曾參與好萊塢大片《太陽帝國》的拍攝工作,“但中方主要負責為外方提供勞務性的服務,比如提供拍攝場地,組織羣眾演員等協作工作。我記得當年作為外景地的外灘被封了1個多月,有座大樓一下子暫時拆掉了1300多個空調,這些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仲倫接受採訪時説。

  到了2005年,上影集團合拍《伯爵夫人》時,上影開始參與劇本的公開討論,在拍攝過程中有意增加了一些具有國際交往能力的中國演員和技術人員,參與了影片的投資和版權分割。2007,上影集團又參與了《木乃伊3》的拍攝。“儘管被稱作合拍片,中國出品方是上影集團,但其本質上依舊是協拍,仍然是人家帶着既定的題材和故事,到中國取景,我們做一些協助的工作。”而到了《魔咒鋼琴》這個合拍片項目中,上影集團掌控了從電影前期籌備、劇本開發、演員選擇、拍攝製作到發行的一系列運作。

  “《魔咒鋼琴》即使最後是美國導演來拍,誰也不會説不是中國電影,這個操作當中,我們沒有用美國公司任何一分錢,雖然美國團隊已經開始介入了,有他們的素材、導演,他們做市場分析等,但是前期開發不讓他們來參與,劇本敲定他們進行後期參與,先期是我們把握主題。”説這話的時候,任仲倫帶着驕傲的口氣。

  根據《電影管理條例》,作為“合拍片”,首先得符合幾條基本的規則:中方投資超過三分之一、至少有一位中方主要演員、拍攝地在中國……這些都是硬性條件。從正在進行的中美合拍片項目來看,像《魔咒鋼琴》這種完全由中方主導的合拍片還是為數不多。

  時光網副主編徐元曾經採訪過許多有合拍片經驗的專業人士。在他看來,擺在中美兩國電影人面前的是兩種方案,其一是中國資金參與投拍的純種好萊塢電影,這類名義上的“合拍”至多為了滿足中國官方的“合拍規定”而加入一些中國情節和中國面孔罷了。

  其二則是以好萊塢的主創人員、拍攝技巧和營銷推廣手段拍攝“中國電影”,尤其在商業類型片領域裏的計算機特效技術,以及電影衍生產品的開發方面,好萊塢確實全球領先,值得師法。站在文化保護的角度來看,第一種合拍模式並不是中國人期待中的“合拍”,其動機只是為了繞開中國的電影進口配額制度,因為合拍片是享受國產片待遇的,在分賬上會獲得更高的比例——。若以進口片的身份在中國上映,美國片方所分走的票房比例僅為13%。而且從今年開始,不僅進口片分賬比例提升至25%,合拍片的分賬比例可達到43%。“説得嚴重些,就是一種貿易傾銷”,徐元如此説道。

  於是,令人憂心的情況便會跟隨出來。正如在6月份結束的第15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新原野娛樂總裁裘**在被問到《雲圖》是否最終會被以“合拍片”身份進入內地時,也難掩尷尬之情,“《雲圖》是合拍還是引進?我們還在等待,但是媒體非常關注,去年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包括香港的南華早報,很多報紙找到我們這邊打聽《雲圖》,已經不是娛樂事件,其實是一個財經方面的話題,因為我們在思考的是全球市場到底是誰在把控?”

  在常年往來於好萊塢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資深電影人戢二衞看來,讓美國來操盤,中國只是做為出資方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從商業角度,不管是不是中國人主導,只要掙錢就好了;第二,從製作來説,電影作品可以有中國元素,但不一定非要強調多到什麼層面。美國人拍的電影價值觀確實是美國式的,國別的價值觀有民族性的,但這種大片最終體現的還是普世價值”。

  然而,戢二衞也不得不承認,《雲圖》是一個挺難定義其屬性的片子,“它的噱頭算什麼?它跟中國沒有絲毫的關係。DMG的《鋼鐵俠3》也一樣,創作計劃上有一點戲在中國拍,只是為了符合合拍法規的規定。但外方主導的傾向很容易看出來,他們只是人為地應付我們合拍政策的要求,而不是真正去展示中國的創作和文化,我們是被動的。也許政府應作出一些限制,對那些更多出於市場目的的外方合拍多一層要求,否則純國外電影加點中國元素,就不受指標限制,對國產片就不那麼公平。”

  第2步:談判之艱

  在這期間,雙方動用了7個律師,其中有6個是中方的,1個是美方的……最後談成的結果就是:新原野獲得300萬美金大陸發行權,用500萬美金獲得全球9.3%的股份。

  2011年初,通過一個美國朋友的引見,新原野娛樂總裁裘**認識了影片《泰坦尼克號》的製片人,對方向他介紹了一個非常大的項目,並説那是他一生中見過的最讓他興奮的劇本,二人相談甚歡。最後,裘**問他,這個片子需要投多少錢?對方告訴他需要投1.8億美金,“這是一個大螃蟹,我一個從來沒有吃過螃蟹的人,這個東西端到我桌子上,怎麼咬這個東西?”帶着疑問,裘**拜訪了很多業內的朋友。

  對於裘**來説,經驗的缺乏令他必須謹慎再謹慎。他跟對方從基本的概念開始談,這個過程進行了半年。在這期間,雙方動用了7個律師,其中有6個是中方的,1個是美方的。“因為我們公司有一個版權律師和概念律師,當時談概念的時候用中文,包括郵件往來、電話聯繫。當框架一點點清晰,進入到實質性階段後,就開始使用英文版本。我們公司的這兩個律師都不會英文,我只好去英國的一個律師事務所又請了兩位律師,一個大律師是1000美金一個小時,一個律師是600美金一個小時”。

  有了6個律師,裘**根本沒有參與任何談判,全權交與律師處理。從2011年的春節開始談,到5月底的時候,合同基本上定了下來。雙方確定了主創人選。導演為《黑客帝國》的導演沃卓斯基兄弟以及《羅拉快跑》、《香水》的導演湯姆.提克威,演員方面則是娜塔莉.波特曼和湯姆.漢克斯,後來娜塔莉.波特曼懷孕,取而代之的是哈里.貝瑞,雙方統計了一下,演員和主創加起來得過50幾項奧斯卡提名。

  整個談判過程非常艱辛。最後談成的結果就是:新原野獲得300萬美金大陸發行權,用500萬美金獲得全球9.3%的股份。裘**又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要有美國最大的擔保公司對這次的投資進行擔保,“因為我們不能預測這麼大的項目,在投資過程當中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包括演員、導演,包括其他等等在製作方面出現的一系列風險。”第二,考慮到片子在發行和分帳過程中可能有的麻煩,必須請全球最大的分帳公司,像銀聯一樣帶領新原野收帳。第三,在合同簽訂以後,信用立即生效。因為他覺得,“又要安全還要划算,就是雙贏,任何一方單方面的需求都是實現不了合拍的”。

  一切讓裘**擔心的事情,美方都做了極大的讓步。新原野成為該片的第二大股東。演員、製片人是以股東的身份參與分成。作為中方的發行公司,新原野拿到了跟美國華納一樣的發行費用30%,“這個數字可能是目前最高的,而且我們在條約當中談到了,如果還有一個國家發行的條件比我們更優惠,我們要享受最惠國待遇,要把我們的條款做相應調整。”

  但是,雙方在合同當中沒有寫明付款的時間,而且,合拍片涉及到的財務問題,比如,中國的人民幣出入境受到限制,資金在中國怎麼匯出去?以及未來的海外的盈利怎麼回來?這些都成了合同之外擺在裘**眼前的現實問題,“當時我們的解決辦法,第一肯定向發改委、外管局、主管部門申報這個項目,然後再促進,但是7月15號,雙方簽訂框架協議,我們的付款方式還沒有寫,當時我本想人民幣存在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由香港分享出具內保外貸信用證,但這個時候,遇到了問題——審批需要1個月時間”。

  時間到了7月28號,離合同中規定的開拍時間越來越近了,美方製片人告訴他,德國方面(《雲圖》這個項目註冊在德國)希望在8月1號收到中國方面的信用證。也就是8月1號,這麼多好萊塢大片明星必須得拿到片酬,才能在西班牙拍戲,但是信用證還沒有開具。

  另外,公司還有導演、製片人,這麼多合夥人,如果這個錢不打到,資金鍊就會出現一系列問題。無奈之下,第二天,裘**便帶着美方製片人去了香港,準備通過朋友的幫忙借錢給德國方面,讓他們拍起來,但是在香港待了7天,裘**沒有借到一分錢,幾乎所有的朋友都告訴他,電影投資風險多大,1000萬美金借給老外將來出了問題怎麼辦?結果,裘**無功而返。

  就在此時,喬青山幹了一件令裘**非常感動的事情,他對所有未領取片酬的演員和劇組人員説,“我見過這個中國人,他説過的事情我相信能夠做到……”在喬青山的調解下,眾多大腕明星第一次在沒有拿到全部的酬金的情況下,就先投入到《雲圖》的拍攝中。所以,裘**非常感謝這位創新精英(CAA)中國區總經理、著名經紀人(導演吳宇森、陸川、甯浩、彭浩翔,明星趙薇、吳彥祖等人在好萊塢的電影業務都歸喬青山負責)。#p#副標題#e#

  第3步:混搭之難

  丹.密茨説:“對好萊塢來説,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然而即便再重要,好萊塢也不會因此就把百年形成的模式改變了。”

  張家振是吳宇森的製片人,當年雙雄聯手,意氣風發地殺入好萊塢,打拼出一番輝煌事業,從而為好萊塢留下了《變臉》《碟中諜2》等享譽世界的商業大片。後來,二人準備拍《飛虎》——一個講美國飛行員在中國的故事。當張家振拿着劇本給美國人看的時候,對方告訴他,自己不希望有那麼多的中國人在裏面,因為美國觀眾不愛看。其實,張家振也知道美國人要什麼,“他們可以拍‘萬里長城’,但要的是‘建萬里長城來對付外星人’。”

  但是,對於合拍片來説,中國元素的輸出是一個硬性的要求,如何把中國元素很好地包裝進一部合拍片中,得到中美雙方的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

  美國人丹.密茨正在做的就是這樣一件難事兒。他能説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也在中國生活多年。在2008年以前,作為中國DMG娛樂傳媒CEO的丹.密茨就想把他熟悉的好萊塢跟中國拉攏,但直到近兩年,他才覺得時機成熟了。於是,他拉來好萊塢,合拍了兩部動靜頗大的電影——《環形使者》和《鋼鐵俠3》。前者已經發布了幾款預告片,並定於9月28日全球上映,後者也已經正式開拍。

  《環形使者》是一部穿越題材,故事設定在2072年,本來故事有很多情節是發生在巴黎的,後來DMG加入投資後,《環形使者》成為中美合拍片,巴黎也改為了上海。上海是《環形使者》故事的重要發生地點,也是影片的重要拍攝地。中國製片方DMG負責了影片在上海的取景、拍攝、美術設計和製作工作。

  這是好萊塢電影第一次把未來世界的中心放到了中國,“很多好萊塢影片涉及到中國的過去和傳統文化,但我們會告訴觀眾未來中國是什麼樣子的。車是什麼樣子的,垃圾桶是什麼樣子的,我們都會深入去挖掘那些觀眾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未來中國。好萊塢電影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有廣泛擁躉,如果説服他們在已有的熱門題材中加入中國元素是個難題。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未來一定會是世界的焦點,會有很多有趣的話題可以談,與其選一個看不出是哪裏的歐洲國家,還不如選中國上海。”丹。密茨如此解釋中國元素在影片中的大行其道。

  除了影片主要在上海拍攝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中國元素就是許晴的加入。在曝光的中國版預告片中,火爆刺激的鏡頭和緊張而充滿想象力的劇情成為巨大亮點,但最吸人眼球的莫過於許晴在片中的亮相。儘管只是匆匆幾秒的驚鴻一瞥,但在一系列激烈刺激的打鬥鏡頭中,許晴温婉大氣的東方美立刻讓時間停下來。

  在丹.密茨看來,《環形使者》中的中國元素和東方審美,並非是刻意為之的一種點綴,更是影片故事和創意的需要。“我們並不是想利用中國元素來討好或者佔有國內市場,而是因為確實這個故事需要,有了中國的元素,變得更加有趣了。因為好萊塢不可能為了中國市場硬將中國元素塞進去,這樣會把其它市場破壞了。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最新的中國元素加入到好萊塢大片的模式裏面去,成為全世界都能欣賞的大片。”

  雖然對新片信心滿懷,但是説到熱鬧的中美合拍現象,丹.密茨説得也很坦誠:“對好萊塢來説,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然而即便再重要,好萊塢也不會因此就把百年形成的模式改變了。好萊塢電影票房很好,揉進去中國文化,就很難,角度上很有難度。現在缺的是,能拍中國元素又懂好萊塢的做法。”

  第4步:語言之惑

  馮小剛在一次論壇上談到中文電影時説:“我們的電影都在説漢語,而在世界各地大部分電影觀眾都是看英語的,我們還是‘少數民族語言’”。而黃建新在拒絕一個國際投資方要求英文拍攝一箇中國故事後説,“如果我們現在用英文拍一部戲,這會對中國觀眾的心理有一個特別扭曲的打擊。”

  幾個月以前,黃建新與一個很大的國際公司談合作,對方要求用英文來拍一箇中國故事的電影,黃建新拒絕了,因為在他看來,這裏面勢必要出現文化上的衝突。“母語的語境決定了人的行為,日本的女孩子看起來比較靜,美國的女孩子永遠在動,語境習慣和文化習慣決定了一個人的行為。如果我們現在用英文拍一部戲,這會對中國觀眾的心理有一個特別扭曲的打擊。”

  與他有同樣觀念的有讓.雅克.阿諾,作為有過多次合拍經驗的導演,最近正在為中影集團拍攝一部合拍片《狼圖騰》,他也認為電影一定要以當地的語言來拍,“我的電影,我會收集不同配音的語言,芬蘭語、丹麥語、印尼語、馬來語,我們不光要關注藝術的問題,對於語言問題也要很小心。在我們這個行業,我們需要認識到語言這個問題。”

  其實,黃建新和阿諾都指出了中美合拍片的一個很大的問題——語言。一部合拍片究竟應該用英文拍還是中文拍,這恐怕是擺在電影拍攝之前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如果用英文拍攝一部中國故事,就會出現黃建新所説的文化衝突問題。但如果用中文拍攝的話,美國人接受不了,正如馮小剛在一次論壇上説到的:“我們的電影都在説漢語,在中國是主流文化,在全世界並不是,在世界各地大部分電影觀眾都是看英語的,我們還是‘少數民族語言’。美國觀眾是不習慣看字幕的,能看字幕的觀眾只是少數一些知識分子。所以,有很多情況決定了我們的電影出不去”。

  對於這個問題,阿諾也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中國電影要在美國成功的話,要有英文版,即使是以中文拍的。”但是如果拍攝一部中國題材的電影,要讓中國演員也説英文的話,就得在角色的背景上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在第15屆上海電影節電影市場上,國影基金宣佈,將以2億美元投資製作10部合拍片,每部合拍片的最高投資額約為5000萬美元。

  其中以電影《超能俠》最亮眼,劇本交給《鐵甲鋼拳》的編劇執筆,它的思路是——中國題材的故事、好萊塢式劇本、好萊塢式導演、英文拍攝、全球採購製片元素、全球發行。因為“超能俠”是一個全球英雄,黃皮膚黑眼睛,中國血液。他不僅擁有強大超能力,還將充分表現出中國人的熱情、善良和智慧,在展示力量之外也會用他的愛心和智慧來扶危救難、維護和平。對此,國影基金總裁王國偉有着清醒的認識:“既然80%的電影觀眾是英語文化的,我們為什麼不選擇英語拍攝呢?英語翻譯過來我們能看,但是我們的語言翻譯過去老外就不容易懂了。”

  持如此寬容態度的並不只有王國偉一個人,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也有相似看法,“我其實更願意用他們的工業體系拍我們的文化的這種合拍片,語言都沒關係,為了全球更多的市場,講英文就講英文。但是我希望它裏面透露的文化或者故事是比較偏於我們的,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理想,所以也造成了我們的進展會比較困難。”

  相對於中國電影人的開放,美國電影人則表現得更為極端,在威秀亞洲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艾倫看來,成功的合拍片不是要讓所有國家的人都接受和喜歡,沒有這樣完美的影片。“想要製作出一個人見人愛的作品是許多人的願望,但我認為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中國導演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去説一個好故事,拍一部好電影,而不是總想着要滿足更多類型的觀眾,這樣拍出來的作品很可能四不像。”

  有過多年製片經驗的張家振也是站在艾倫一邊,“你只能以某一個市場為主,就合拍片來説,你不能遷就兩地的口味,兩地的觀眾,比如説你是一個適合美國觀眾的合拍片,當然以美國為主,如果合拍的是華語電影,只是用某一些美國的資源來拍,當然是以中國的市場為主,要有主副之分。沒法兩邊都兼顧,不是不可能,但很困難。”

  就像讓.雅克.阿諾談到《狼圖騰》時所説,“我的想法就是做一箇中國北方蒙古的故事,要用中國的演員出演中國故事的角色。我要做發自內心的電影,然後展現給大家。這其中,中國的觀眾當然是我的第一觀眾。”

  第5步:溝通之苦

  阿諾曾説,“開拍之前我就會聲明我必須享有絕對的創作自由和最後的影片剪輯權。如果製片方不認可我的藝術創作,我就拎包走人……如果老闆要他的女朋友來做主角,我會直接告訴他:你換個導演吧。”

  2009年8月,電影《狼圖騰》在北京舉行了導演簽約儀式及電影啓動發佈會。因拍攝動物電影(代表作有《虎兄虎弟》、《熊的故事》)而聞名的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成為該片導演。然而,時隔三年之後,2012年7月6日,《狼圖騰》才在北京正式開機。據知情人透露,該片是中影集團籌備七年的中美合拍項目,中間因為遲遲未拍,導致與小説原作者合約到期,中影不得不再次簽約,眼看着合同就要再次到期,同時,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狼圖騰》不得不極速啓動。

  外界對《狼圖騰》的拖延拍攝一直有着種種傳聞,比如,工作方式和處世理念不合導致導演與中方人員不合。歐洲電影人一向喜歡在電影的細節上提出很多要求,這與趕進度、追檔期的中國電影拍攝有着太多的不同,稍微不慎,很有可能會一拍兩散。

  為此,阿諾表示,他會堅持拍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完全不需要為投資方施加的各種不正當要求做取捨,“王家衞跟英國演員合作,拍出來的電影一點都不像英國片,還是王家衞的電影。我的一部電影最多的時候有來自四個國家的投資方和製片人,但開拍之前我就會聲明我必須享有絕對的創作自由和最後的影片剪輯權。如果製片方不認可我的藝術創作,我就拎包走人”,面對中國影視界的所謂潛規則一事,頭髮花白的阿諾無不風趣地回應,“如果老闆要他的女朋友來做主角,我會直接告訴他:你換個導演吧。”

  阿諾在很多國家都拍攝過電影,關於合拍會面臨到的溝通問題,阿諾有着自己的經驗,“有的片子,很多人會提意見,但我的辦法是,儘量讓更多的人蔘與到製片過程中,這樣你會發現,製片方本身自己會相互打架,打架的人越多,我的創作空間就越大,越有自由。你不能被那些大片廠鎖住,投資方很多都是銀行家,他們想快速地得到回報,不在乎藝術價值。”

  在面對《狼圖騰》因溝通問題而被迫停機的傳聞時,阿諾已經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與編劇蘆葦完成了最終的劇本,二人的溝通沒有傳説中的難以進行。第二,完成了蒙古和內蒙古的選景;第三就是自己買了11只兩歲的狼,和5只六個月的狼,然後讓一位非常有名的加拿大馴狼師在訓練。他還在北京搭建了狼基地集中訓練,最後從圈定的100頭狼中選出20頭最終參演影片的“狼中狼”。

  張家振曾説,“如果一個美國導演,拍的又是華語電影,那肯定會有更多的矛盾”,基努.裏維斯正是那個不幸的美國導演。今年,他以導演身份執導了中美合拍片《太極俠》。該片將以半中文、半英語來拍攝。即使是有着充分的準備,該片在香港拍攝期間,因為對於當地拍攝環境不甚熟悉,基努.李維斯情緒一度非常低落,從知情人和媒體的反饋來看,在片場的裏維斯除了拍攝必須的交談之外,幾乎是一言不發,對記者的提問,更是視為空氣。

  在合拍片的拍攝現場,除了語言溝通以及文化理解上的偏差外,還會面臨着工作管理方式的差別,中方人員為了趕景、搶天光等一系列拍攝要求,往往連續工作24小時,甚至更長,但是好萊塢團隊有工會制度,每天只能工作8個小時,到12小時還要多付一半的酬金,而且對方可以拒絕不做,因為這已經違反了工會法。如此一來,在現場,導演的自由度下降了,製片人的自由度也下降,整部影片的成本也就隨之提高。如果在現場,這些問題沒能達成很好的溝通,一場爭端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中國人往往喜歡講人情,講交情,而美國人往往更認死理。

  第6步:版權之不公

  “好萊塢的八大公司一直在強調著作權,即使你在他的電影裏投了30%——40%,你也沒有著作權,只有幾年的分賬權。這件事很不平等,中國電影不屬於中國電影,等於是一羣中國人拍了一部美國片。”這一點一直令中國導演協會會長黃建新憤憤不平。

  中國與好萊塢合作拍過許多電影,但是像《卧虎藏龍》、《天地英雄》這些地道古裝武俠片卻姓美不姓中,版權全歸好萊塢所有。雖然中國方面投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有份投資,但著作權卻沾不到邊。

  在《雲圖》中,新原野娛樂傳媒用300萬美金拿到大陸發行權,用500萬美金獲得全球9.3%的股份,新原野將擁有15年的全球版權的收入,即15年內,所有一切發行收入都能夠分到9.3%.這也就意味着,15年後,與電影版權相關的收益就跟新原野娛樂沒有任何關係了。

  “從1999年開始,好萊塢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好萊塢的八大公司一直在強調著作權,即使你在他的電影裏投了30%——40%,你也沒有著作權,只有幾年的分賬權。

  這件事很不平等,中國電影不屬於中國電影,等於是一羣中國人拍了一部美國片。“合拍片的版權中國無法與美國人共享,這一點一直令中國導演協會會長黃建新憤憤不平,”美國人都知道,這在法律層面是非常不公平的一點。如果我們真的是生意對生意,就應該用法律和條文作為談判的前提。到了中國來拍片,就要遵守中國的法律。而中國法律規定,一部影片的任何投資方都有相對應的著作權以及幾年分賬權。如果雙方沒有相關法律,可以依照國際慣例探討一個補充協議來解決。如果是長遠的合作,應該考慮到這一點“。

  通過查閲相關資料,我們發現,中方如果不享有一部影片的完全的著作權的話,那它要在全球發行該影片,就會跟美國方面發生矛盾,對方勢必禁止中國發行。而且,如果中方的公司出現諸如併購、重組一類的框架變化,在資產核算過程中,未享有著作權的電影是不會被算在其中的,從而降低了公司的議價能力,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

  所以,黃建新也認識到,中國現在不是沒有公司願意要版權,而是很多公司不是專業的電影投資公司,只是做短線投資,只要獲益就可以進行投資,“但是一個長遠的的合作伙伴,一定要尊重他,要給他相應的著作權。以前我們沒錢投入,也沒有市場回報,所以不得不簽署這些不平等條約。但現在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最具潛力的電影市場,我們也有資金,可以選擇不籤。”

  面對中國在電影版權上的劣勢,張昭通過參與《敢死隊2》的合拍,也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不是説你開發了劇本,劇本版權是你的,劇本里的人物的形象和概念都不是你的。中國其實有很多題材,我們應該去開發那些題材的知識產權,而且開發的時候,再往前推一步,開發視覺知識產權,因為形象在國際上是有版權的,因為它跟後產權有直接關係,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在張昭看來,一個公司投點錢去做合拍,收一點票房不是難事,最難是在端口,也就是整個合拍機制,在前端的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上要做更多的事情。“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合拍一定要從研發入手,不要計較一個項目上掙錢不掙錢。即使一個項目掙錢,中國電影產業仍然沒有完成任務。還有一個重要的是這個產業怎麼通過合拍,獲得全球的後產品的市場?這個才是電影產業的真正收入所在。沒有知識產權哪有在後產品渠道整個衍生產品的收入?我覺得這是中國電影10年之內最關鍵的問題。”#p#副標題#e#

  第7步:分賬之憂

  在張昭看來,以中國目前的現狀,給自己全球分賬的機會,都不敢接受,“對於全球分賬來説,人家上市公司一定要查賬,而且這就意味着財務成本很高,這可能是幾十萬美金,甚至上百萬美金的。而你的利潤有沒有100萬美金……你經得住查嗎?”

  2007年,韓三平在美國見到了威爾.史密斯,對方提出與中影合作,將1984年的經典影片《龍威小子》翻拍,並盼韓三平邀成龍領銜,自己則讓兒子賈登加盟,最終兩人一拍即合,共同啓動了《功夫夢》,中影為此投資約五百萬美元。

  雖然是共同投資及製作,韓三平認為本片有成龍加盟,又是在中國市場大受歡迎的功夫題材,在國內取得過億票房不成問題。因此,韓三平婉拒了美國出品方哥倫比亞提出的“全球分賬”建議,只要內地及港台的發行權,大中華以外地區的發行權則屬於對方……結果,《功夫夢》在全球票房收入已超過16.35億人民幣。反觀國內市場,《功夫夢》累計票房約為5500萬元人民幣,只及位居全年西片亞軍的《盜夢空間》的零頭,而與影片的海外收益相比,則更顯得“小巫見大巫”。

  遭遇票房“滑鐵盧”,韓三平不得不作出檢討。“《功夫夢》是一次失敗的經驗,主要原因在於我個人比較保守,不敢跟美國片商進行全球分賬。事實上,‘全球分賬’的合作方式是美國那邊主動提出的,但我考慮穩妥,仍將主要的市場放在中國,所以就沒有答應,結果我們沒賺什麼錢,對方卻賺了大錢。現在我們要嘗試跟國外公司拍中國電影或中國元素的電影,然後參與全球分賬。”

  韓三平的保守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中美合拍史上,中國製片方與海外片商合作,大都採取“分割地區發行權”的方式,規定雙方的投資比重以及區域收益歸屬,這種做法從一定程度上可謂之“保險”。對於這點,電影人何平有着充分的發言權。何平曾經擔任哥倫比亞電影製作(亞洲)公司顧問和監製,與華誼兄弟合拍過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大腕》以及陸川的《可可西里》。“大陸投資人更希望大陸歸我,海外歸你。

  為什麼大陸的投資人會有這樣的想法,或者不願意同意美國投資人全球分賬的一個方式呢?因為這幾年中方投資人沒分到錢,能分到的也很少,僅僅是一兩萬美金。但是,他(指美國的發行方)會給你很大的一個賬單,然後再把他的代理費拿走了之後,就所剩無幾了“,同時,何平也指出了合拍片代理費的不公之處,”我們在國內的發行代理費也就是10%—15%,但是美國六大公司他們在全球的代理費要25%,為什麼這麼不平等?因為差旅費高,人員工資高,他的成本很大的,幾乎就把錢都拿走了“。

  何平舉了個例子,中方投資一個2000萬人民幣的合拍片,按慣例,以八年時間為最終的項目結算日期的話,這八年時間的資金成本也是一筆不菲的支出,所以,何平指出,中國投資方要冷靜地跟好萊塢合作。

  即將上映的《敢死隊2》的分賬模式依然採取的是保守的區域發行。也就是説,中國獲得的是中國本土的發行權,因為在樂視影業CEO張昭看來,以中國目前的現狀,給自己全球分賬的機會,都不敢接受,“對於全球分賬來説,人家上市公司一定要查賬,那是股東的要求,這就意味着財務成本很高,你得找一個會計事務所,來做這個審計。時間很長,成本很高,要趕報表,那你就付很多錢,這可能是幾十萬美金,甚至上百萬美金的。而你的利潤有沒有100萬美金?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非常複雜。比如説現在國內的上市公司,要合拍,要全球分帳,那你得有會計制度,美國方面要來查你,你經得住查嗎?國內的整個電影環境,不是説哪家公司要做假,這個環境逼着你可能有很多白條,你怎麼辦?全球分帳是複雜的,你有沒有這個財務成本去查人家?你的律師是不是夠熟悉?你查完了有問題是要打官司的,你有沒有法律程序?好萊塢能做一個全球市場,第一,它掌握了遊戲規則,大部分地方結算都是用美元。然後它的法律制度、財務制度已經走了這麼多年,它在全球各地已經有這麼多年的合作的地方化的經驗,這個系統的建設才是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的一個基礎,這沒有幾十年你怎麼起得來呢?所以我從來沒覺得合拍片的內容是核心,其實,對一個產業來説,國際合作的產業機制是最重要的。”

  所以,張昭説目前還沒有一部國產電影做到真正的全球分賬,“我是沒吃過多少豬肉,但是我是見過豬跑的。所以趕緊建個養豬場,你不建養豬場,這個事過十年也做不了,很快就死了”。

  張昭所説的建的“養豬場”不是空口一説,作為《敢死隊2》的中方出品人,張昭在復旦研究生畢業後就去了美國學習電影製片管理,1997年,他從美國回來之後,去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做的第一個電影就是合拍片《太空劫持》,並擔任編劇和製片人。這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與美國合拍的電影,講述一羣中國和美國孩子從外太空共同拯救一隻熊貓的故事。影片一上映就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

  根據多年的經驗,張昭覺得中國在電影合拍這個問題上,“從來就沒覺得是準備好了的”。在參與合拍《敢死隊2》之前,張昭認為內容上的事情會有人去做,他想達到的目的是通過跟好萊塢這樣一個A級片的合作,搞清楚對方的財務制度、保險制度等相關拍片機制問題。對方如果花了一億美金,都花在了什麼地方?更重要的是,錢花完了怎麼能收回來?

  八大電影公司老總看合拍

  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中國是一個電影大國,不僅有廣闊的市場,還要有強大的實力。中國歷史題材對合拍片來説是筆巨大財富。中國有五千年文明,這個財富不亞於石油、煤炭,非常適合拍攝動畫片和魔幻片。合拍將吸引全球電影人才,廣泛採用最發達電影技術。這一領域的合作將使我們的利潤成倍增長。”

  上影集團總裁任仲倫:“那麼多年來幾乎每年到好萊塢,經常碰到一些好萊塢的製片公司,進行交流,美國人有一句話説‘任何國家只要把國門打開,美國電影長驅直入。’我不知道他們直入的秘訣在哪裏?很多人有不同的回答,印象比較深的是兩條:他們説你們經常為某一個民族拍電影,印度人説為印度人拍電影,中國人説為中國人拍電影。他説我們美國人電影都是為全世界的人拍電影,所以他們更關心小鎮上不同民族組成的居民,他們共同需求是什麼。我覺得這一條對我們有啓發的,我們為中國人拍電影,但是我們也可以嘗試為更多的民族,大家人類共同的需求,比方説娛樂需求、審美需求,提供這些一些作品。”

  樂視影業CEO張昭:“2001年,當朱?基簽署WTO協議的時候,有過承諾15年電影完全開放,這個是寫給世界的承諾,是不能改的,問題是門什麼時候開?用什麼樣的速度開?中國的電影產業什麼時候能夠有準備?我覺得中國的電影產業基本上是一個被政府慣壞的孩子,不長大,不經風雨是不會長大的,有的人會倒下。香港電影支撐了我們內地電影小十年的發展,下一步和美國的合拍會支撐我們50年。因為你已經有話語權了,你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不能變成被輸入市場,要主動出擊,跟第一大市場去合作。”

  新原野娛樂CEO裘**:“通過《雲圖》這部電影合作,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認識了這麼多最專業的,最頂尖的電影人,知道好電影是怎麼拍出來的。我們在兩年前已經籌備《圓明園》上下集,這樣中國血統的電影我們怎麼完成?我一直在擔心,我拿《雲圖》做了前面的嘗試和鋪墊。如果《雲圖》在商業模式上的成功,會有很多好萊塢好的項目慢慢平移過來。”

  DMG 娛樂傳媒CEO丹.密茨:“2012年是一個突破年,中國票房佔世界第二,好萊塢下一步的潮流是跟中國合拍電影。而中國的電影企業要做中美合拍片有三個條件,首先要有好萊塢的資源和渠道背景,其次還有熟悉中國市場,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對中美文化的瞭解以及無障礙對接。這三個條件是DMG一直具備的。”

  保利博納總裁於冬:“合拍未來會迅速形成潮流,擋不住的,只不過美國人做事方式比較慢,大製片廠工業化的限制很難改變,片單、劇本不能輕易改,合拍遇到這些問題也很難讓他們改。所以先從獨立製片入手,別想着跟六大製片廠合作。也要認清我們和美國市場的差距,雖然中國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市場,但美國電影光票房就300億美金。還是要立足本土,把本地市場做好。合拍片要經歷三步走,第一步,國際銷售低價傾銷,培養國際買家;中國電影在海外動作片和武打片有市場,文藝片沒人要;要完成這個過程需要五到八年,從電視台進入小院線,再嘗試進入主流院線;第二步,加磅海外大製片廠的電影,投資佔10%,充其量只能算加磅,藉此進入全球發行的管道,讓中國影片講英文;第三步,讓美國同行加磅,做大中國市場,讓加磅的美國買家和發行渠道捆綁。現階段能做到第二步已經很好。”

  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如果只是單純的投資,你給人點錢,成為資方,這個其實很容易的。可我有那個精力、那個資金的時候,我更願意做一些能夠提高國產電影質量的事情。盲目的中美合拍只是能讓公司的業績更好看一點吧,對國產電影沒什麼幫助,我覺得那只是多説了一種電影類型來和國產電影競爭。其實大家也別把狼想得那麼壞,狼沒想打你,其實狼就是做生意,有時候大家不要去把國外的電影公司想成來侵略什麼的,人家就是做生意嗎,就是你也拍好點不就得了。”

  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我覺得還是保持謹慎的態度比較好,不要對合拍抱有太多的希望。因為海外合拍這個事情,在很多層面都是有難度的,比如利益的衝突,有的公司覺得通過合拍可以拿海外收入,但是外國公司還想從你國內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再比如版權的歸屬,是全球統一版權呢,還是部分地區版權,都是需要商榷的問題。另外,國內國外的審查制度不同,可能國外公司不能理解我們的審查制度,投資意向容易不確定。而且就算真的開始合作拍攝了,是拍英語片還是中文片,選哪裏的導演和演員,這些都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我覺得海外合拍當然可以去試,但是不要把救命的稻草押寶在這個事情上,我們還是先滿足自己國內觀眾的需要,精進自己的實力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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