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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編劇:腐敗分子比我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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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人民的名義》裏,周梅森設置了正面人物檢察官侯亮平。”周梅森以《人間正道》《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政治小説為人熟知。

《人民的名義》

原標題:文學應為社會帶來巨大思考量(書人書事)

——訪作家周梅森

3月28日,由同名小説改編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在湖南衞視開播。原著作者也是該劇藝術總監、編劇周梅森長舒一口氣:“接力棒終於交到觀眾手中。”

“潛心八年,六易其稿”。“一部反腐高壓下中國政治和官場生態的長幅畫卷”。這些印在小説《人民的名義》腰封上的推薦語,讓人難以忽略它的分量。

生活遠遠走在創作前面

某部委項目處的處長,在機關房改房的家中被反貪總局問詢。他吃着炸醬麪,口口聲聲“人民”“黨和政府”。他每個月只給鄉下老母親匯300塊的生活費,傢俱裝修土得掉渣。而最終,在他的另一處隱蔽豪宅裏,辦案人員找到了現金兩億三千九百五十五萬四千六百塊!

《人民的名義》開篇的第一個案子,我們大都不陌生。

“這個原型就是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小官巨腐,能貪這麼多,你能想象到嗎?”周梅森一邊説一邊比劃,有些激動。

“我寫過不少反腐題材的小説,跟這些比都是小兒科了。腐敗分子比我有‘想象力’、‘創造力’,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驚人的腐敗事件,遠遠超出一個作家的想象。”

周梅森以《人間正道》《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政治小説為人熟知。他有過掛職一年市政府副秘書長的經歷,“瞭解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人民的名義》裏很多情節不僅來自真實的社會新聞,也源自他的生活。過去幾年,身為作家的敏感性讓他嗅到了波濤洶湧下隱隱生長的氣息。他按捺不住,寫寫停停,寫好了就收到抽屜裏,也做好了許久不被讀者看到的心理準備。

直到2014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副主任範子文去南京找到周梅森。用這位老搭檔、老朋友的話説,是“三顧茅廬”才有了這部小説。

為了蒐集素材,周梅森曾在南京浦口檢察院體驗生活。有兩件事讓他至今難忘。一是這些從高處跌落的職務犯罪分子的痛悔,“他們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卻因為一個貪字,最後落得家破人亡。”另一個就是檢察院先進的追蹤技術和辦案手段,“讓任何罪行都無所遁形,這是我之前不瞭解的”。

這些年,媒體上出現了大量反腐深度報道。前不久,中紀委出品的紀錄片《永遠在路上》《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這讓周梅森感到了文藝創作的窘迫。

“生活已經遠遠走在了創作的前面。作家、藝術家的作品達到《永遠在路上》的反映深度了嗎?我們現在的文藝要緊追慢趕,才可能追上火熱的時代。”

“我不認為《人民的名義》是多麼了不起的作品,為啥人們關注?這是一種社會期待,人民對文藝的期待。因為我們離人民太遠了!”

警惕時代的利己主義者

《人民的名義》虛構了某省一場上上下下的反腐鬥爭,處處折射了現實的身影。

這影子,不僅是對真實案例的取材和文學化,更深層的,是對人性、對世道人心的透視。小説裏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多個,官場是他們人生的舞台,是社會的放大鏡,極致地袒露了人性的種種。

這裏的人生,現實,真實,卻也極其殘酷。這裏不僅有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還有許多的撲朔迷離,難以分辨的灰色地帶。

“作家要有面對生活、面對嚴酷現實的勇氣”。周梅森一次次強調。

“有一種風氣特別可怕,就是躲避文學的思想性,不再談論文學為社會帶來的巨大思考量。只關心如何把文章往精巧玲瓏細膩裏寫,認為這是藝術,我不能認同。張愛玲、周作人都是有才情的作家,但稱不上偉大的作家。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肩負起時代的責任,支撐起一個大國的文化,一個鉅變時代的文學責任。像魯迅,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偉大的作家。”

“最可怕的是,作家自己把心封閉起來了。”周梅森亢奮的聲線滑了下來,一字一頓。

“我們時代有太多的利己主義者了,或精緻或粗糙。”

所以,在《人民的名義》裏,周梅森設置了正面人物檢察官侯亮平。

“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鎖。我沒有給他太多政治資源、家庭背景的交代,賦予他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呼喚像侯亮平一樣的秉公執法、執法如山的英雄。”

講述大中國的故事

母親您躺在車肚子裏

像一根火柴那樣安詳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親

一生揹着歲月挪動的母親

第一次乘車旅行

第一次享受軟卧

平靜地躺着像一根火柴

只不過火柴頭黑

你的頭白

……

周梅森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邊踱步,一邊背誦。微微顫抖的聲音裏,彷彿綴滿了淚水。

這首詩的名字是《母親的專列》,詩的大意是苦難一生的母親第一次去縣城,車終於抵達,終點卻是縣城的火葬場。作者是周梅森的朋友。還有一首《流動的國土》,作者是周梅森老家的一個農民。兩首詩都被寫進了《人民的名義》。

周梅森是從一名煤礦工人成長為作家的。用他自己的話説,“大時代變遷的軌跡與我的人生相契合,始終是一位在場的作家”。

他不滿足於寫反腐小説,他希望文學全面介入社會生活,認為文學應該講述“大中國的故事”。

他最想討論的是土壤問題。

“《人民的名義》裏的貪官各式各樣。有的是知識分子,嘴上講人民講得最多,什麼都懂,會人格美容,貪念也最大。有的是政治暴發户,從飢餓的年代走進了物質極大豐富的年代,他清楚看到了時代的機會,把貪腐視為改換門庭的方式。有經濟暴發户,革命家庭出身,《共產黨宣言》倒背如流。還有一種,二三十年就在處級崗位上打轉,反正也升不上去了,就把手中的權力拿來變現”。

“腐敗最嚴重的不是貪了多少錢,而是人的墮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關鍵要改善土壤,改變政治生態,理順關係,讓能幹的人得以發揮,讓正氣得以張揚。”

但反對腐敗和展示腐敗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如何把握這個尺度?

“一是作品是否真實反映了時代,二是作品是否包含健康向上的力量。就像眼前的這半瓶礦泉水,有信心的人會認為還有半瓶水,沒有信心的人會説只剩下半瓶水了。”

“我只是作家,並不能給出藥方。”周梅森坦率地説,話鋒一轉。“但我對未來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