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逝世十週年之際 “神作”《一一》總算在台灣上映

《一一》自2000年發表以來，為何接連在法國、韓國、美國、日本等地映演，卻始終沒能在台灣的院線上映演？7月27日晚間《一一》在台北舉辦了首映會，明明是2000年的作品，卻等到2017年才能正式在台灣上映。主要演員以及製作團隊，齊聚一堂分享拍攝這部電影的經驗。

這是一場睽違了17年的首映會。

2007年6月29日台灣知名導演楊德昌因癌症病逝於洛杉磯，時年59歲，在20幾年的創作生涯中，他一共拍攝了七又四分之一部的電影作品（首部作品《指望》是《光陰的故事》裏4個短篇故事中的一段）。此後，有關楊德昌的一切以及他的電影作品，便以一種傳説，甚至幾近神話的方式在影迷之間流傳，不管是相關的追憶的文章、書籍、紀錄作品以及展覽等等。

今年適逢楊德昌逝世十週年，亞洲各地舉辦的電影節，不免進行經典回顧。去年金馬影展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25週年之際，將片中經典畫面設計成影展的主視覺，打響追憶楊德昌的第一炮。

而今年二月，香港國際電影節也以"十年再見楊德昌"為主題，推出一系列楊德昌的作品。

除了影展回顧，現下楊德昌的三部作品包含《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以及被不少影迷譽為神作的《一一》正與許多好萊塢新片同時在院線上映。《一一》也是讓楊德昌獲得了戛納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的作品。

今年六月《紐約時報》首席影評人公佈了本世紀最優秀的25部電影名單，有四部亞洲電影入列，包含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宮崎駿的《千與千尋》、賈樟柯的《天註定》，以及楊德昌的《一一》。影評人斯科特這麼説"時長3小時的《一一》情節緊湊，扣人心絃，記錄了現代台灣家庭的生活，擁有一部偉大小説的分量和深度"。

7月27日晚間《一一》在台北舉辦了首映會，明明是2000年的作品，卻等到2017年才能正式在台灣上映。主要演員以及製作團隊，難得齊聚一堂分享拍攝這部電影的經驗。

首映會現場，製片餘為彥難掩感慨，"這部片總算可以跟觀眾見面"。餘為彥與楊德昌合作過五部電影，算得上是少數能夠完整描述楊德昌創作歷程的人。

同樣與楊德昌合作多部電影的錄音師杜篤之則説，"這是楊導每個階段裏，我覺得最好看的一部電影，也是我最後一次在現場跟楊導一起工作"。

1999年拍攝《一一》的時候，估計連楊德昌本人都沒能預料到距離最終在台灣上映竟是18年後的事，甚至沒能親眼見到這一切。影評人吳珮慈曾在《聯合文學》的期刊中寫下，2003年楊德昌出席台北電影節，影展將《一一》選為閉幕片，楊德昌在映後座談時説，"電影很快就要公開上映了"。

事實上楊德昌發表《一一》的同年5月，就被診斷出癌症，在那之後，他致力於動畫電影《追風》的製作，但到逝世之前都未能完成，因此《一一》成了楊德昌的遺作。

至於《一一》自2000年發表以來，為何接連在法國、韓國、美國、日本等地映演，卻始終沒能在台灣的院線上映演？

外傳原因是當年楊德昌不滿於台灣的電影發行市場，僅由少數人把持，不願意在台灣上映。對此，餘為彥在2012年接受《再見楊德昌》一書作者王昀燕採訪時，則補充説明"因為版權根本不在我們身上，是否在台灣上映仍是取決於日方（Omega公司），我們只有建議權，當年，《一一》曾在不少國家發行，日本的投資方已經回收，或許便不是那麼在意台灣市場"。

無法在台發行的遺憾，直到去年有了改變。台灣片商傳影互動在與日方來回溝通四年之後，終於在去年底買下《一一》的台灣版權，並公開將於台灣上映的消息。

提到楊德昌導演，不少人都會提及他在拍攝時的嚴厲作風。攝影師黃嶽泰也曾説"王家衞是一天拍一個鏡頭，楊德昌是一天拍不到一個鏡頭"。在這裏指的是楊德昌對於拍攝的完美要求，使得他不願意妥協的個性。

製作人陳希勝於今年桃園電影節的回顧展上，也提及楊德昌的高標準"楊導對於工作上的細節，以及對人的要求其實非常高，高到其實不合理，是嚴苛的。不過楊導對於人的嚴苛是有他的道理，就是他要預防，他可能錯殺100，但不放過1個"。女主角金燕玲在首映會上則補充"畢竟他是個完美主義者"。

如果你曾看過《一一》，相信會對裏頭那個帶着相機到處拍攝人後腦勺的洋洋（張洋洋飾演）印象深刻。這是因為在他那稚嫩可愛的面貌之下，竟説出一句句深刻且嚴肅的經典台詞。

洋洋因為攝影，對爸爸NJ（吳念真飾演）提出疑問"我們是不是隻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啊？我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這樣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以及在婆婆的喪禮上，洋洋説"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不少影評都會提及，洋洋的角色就是楊德昌童年的投射，吳念真此前受訪時也説過："洋洋根本就是針對他兒時受到的壓抑所展開的一番訴説。他對台灣教育環境是真的很反感，他常講以前上課時多麼不舒服，覺得老師對人總抱著懷疑，像《牯嶺街》陳述的是當年他就讀建國中學夜間部的情形，到了《一一》，洋洋被壓抑、被老師羞辱，完全是他個人投射"。

當年，張洋洋拍攝《一一》時才七歲，如今已經在就讀研究所，與其他演員不太一樣的是，在他的印象中，楊德昌並不是嚴苛的，而是待他相當温柔的"大哥哥"。

接受記者採訪時，張洋洋表達了對楊德昌的感激之情，並且坦承因為拍了《一一》，未來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投入電影製作，期間也參與一些學生作品的演出。就在楊德昌逝世以前，張洋洋還被楊德昌詢問是否可以協助動畫的配音與製作模型。

人們懷念楊德昌，不僅是因為他在台灣新電影浪潮中的地位，還包含他的電影扮演著一種作為社會批判的藝術價值。

有人説楊德昌的電影有着對人、對城市變遷的控訴，也有人在他的電影中看見對每個人的深切提醒。

楊德昌確實是個善於描述城市樣貌的導演。1981年，楊德昌從美國回到台灣，開啓他的創作生涯，期間剛好是台灣歷經60、70年代的經濟發展之後，城市產生巨大變遷。楊德昌親眼見證了那個本土性與現代性交替與融合的變動時代。

楊德昌對電影的命名同樣有自己的一套理路，每部作品都可以從中文與英文片名之間的差異，找到他希望傳達的事。

而對於《一一》的命名，楊德昌生前曾説"這部電影講的單純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個階段，身為作者，我認為一切複雜的情節，説到底都是簡單的。所以電影命名為《一一》，就是每一個的意思。"

或許楊德昌的電影如今還能夠引起許多觀眾的共鳴，不僅因為今年是逝世十週年的紀念，而是，儘管是十幾年前的作品，在這個依舊處於變動、不安的城市之中，還是像預言一般，值得一看。

編輯：xiong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