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戲劇人座談:北京人藝維護戲劇精神的神聖
人藝演出 當《窩頭會館》的演出結束,演員們再一次齊刷刷地站在一起,齊呼了一句“謝謝上海”,觀眾們遲遲不肯離開,字幕機上第一次打出了“上海,再見”的字眼,現場的澎...

人藝演出
當《窩頭會館》的演出結束,演員們再一次齊刷刷地站在一起,齊呼了一句“謝謝上海”,觀眾們遲遲不肯離開,字幕機上第一次打出了“上海,再見”的字眼,現場的澎湃,在北京人藝來滬演出的第19個夜晚達到沸點。
前晚,隨著《窩頭會館》第五場演出的結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六十週年來滬演出正式落下了帷幕。在這個夏天,共有25000人走進上海大劇院,觀看了北京人藝5部劇作的19場演出。無論是演出場次還是票房,都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在前天下午的座談會上,作家王安憶無奈地感慨,因為“沒有票”只看到了《窩頭會館》。在這個夏天,北京人藝成為上海文化界最熱鬧的一個話題。
時隔24年,北京人藝來滬演出再一次成為了上海的文化事件。在演出的最後一天,張和平、濮存昕、楊立新、陳薪伊、楊紹林、焦晃、羅懷臻、毛時安、榮廣潤、王安憶、陳村、劉恆等京滬戲劇文化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交流了北京人藝此次演出。座談會上,雖然專家也談及了此次5臺演出的一些問題,但北京人藝火爆背後的啟示,卻是大家更關注的焦點。
“北京人藝最值得上海學習的是文化的力量”
作為上海話劇人的一員,執導了此次北京人藝《原野》一劇的導演陳薪伊在座談會上頗為激動,她的發言也很具感染力,她說道:“堅守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文化智慧。北京人藝的風格不是北京味,人藝的風格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北京人藝一以貫之的,無論劇目選擇和人才培養,都是牢牢地抓住文化——這個最重要的支撐點。無論怎麼改,傳承文化的力量不改。無論怎麼改,批判文化的力量不改。我覺得北京人藝最值得我們上海學習和借鑑的,不是他們的勇氣,是他們的文化,他們文化的力量。”
陳薪伊說,自己從藝61年,和北京人藝合作是自己20多歲時的夢想。如今夢想成真,和人藝合作的兩年間,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藝文化的力量永遠不改。她同時表示,“劇院是城市建築的英雄”,而如今能夠稱得起這個稱謂的,一直不倒的只有首都劇場:“什麼是英雄?英雄的意味就是這裡不能有亂七八糟的作品,亂七八糟的作品是不能進來的,這是原則。這才稱得起是有文化,有英雄氣概的,藝術家必須有責任自己管理自己,你可以不做,但不可以胡來。”
座談會上,上海話劇中心的掌門人楊紹林則說,“我覺得這五臺戲的演出、這個重大事件正是靠‘神聖’支撐的,而不是靠商業支撐的。當然戲劇需要觀眾,但是我們更需要這份神聖。我們應該向北京人藝的藝術家們那樣,維護戲劇精神的神聖。”
“人藝的那種氣場還在,這是最寶貴的”
北京人藝對於傳統的堅持,是座談會上被大家反覆提及的。劇作家羅懷臻對此次演出的三個細節有很大感觸,尤其是演出說明書上,沒有領銜主演、沒有總監策劃,所有人員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職,人人都受到尊重,羅懷臻感慨:“這是大戶人家有的規矩。”而在這些細節背後,羅懷臻感受到了北京人藝必須尊重的三個傳統:一是堅持話劇是語言的藝術,“它不是一個視覺轟炸和聽覺魅惑,演員的自信來自於臺詞的自信”;二是堅持話劇是文學的藝術,“始終關注人的心靈,每齣戲都有很深厚的文學底蘊”;三是堅持話劇的中國學派和中國美感,“北京人藝的風格不再是北京胡同市井概念的、狹隘的北京戲劇,而是以北京普通話為語音,以漢民族文化為基礎所代表的中國風格的話,而且都是從當下出發,向更古典、更北京、更中國、更漢文化、更深的傳統迴歸”。
作家王安憶更多從好友劉恆編劇的《窩頭會館》出發談了感悟,“那天我看戲的時候旁邊坐了尚長榮老師,他看完第一場的時候就非常感慨,說北京人藝真是把它的傳統給保持下來了。” 王安憶為此提到一句名言,“很多很多歷史養成了一點點傳統,很多很多傳統養成一點點品位,很多品位養成的一點點藝術”。“其實我在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非常勇敢,非常有野心,就是不要傳統,想要重新開始一個世界。其實傳統是很不容易拋棄的。我感覺劉恆非常嚴格地遵循了寫實主義的傳統,可又真的走出了一些新東西。當我們堅持這個傳統的時候,傳統往往會走到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
曾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榮廣潤教授至今依然記得1988年那次北京人藝來滬演出的座談會上,一位年輕人提出的質疑:“《茶館》雖好,不過是最後的晚餐。”榮廣潤說:“我覺得他的意思無非兩層,一是說《茶館》所代表北京人藝風格的東西是不是會被時代潮流淘汰的,二是以於是之為代表的藝術團隊還能否繼續。” 在榮廣潤看來,24年過去,這個問題顯然有了答案。北京人藝特有的藝術風格,已經成為劇院最可貴的財富,不僅藝術的精緻度還在,還同時擁有了一些現代感,這種風格在傳承之餘還有所發展。榮廣潤為此十分為上海惋惜:“我至今非常懷念過去上海的人藝與青話,他們各自都有鮮明的風格,現在卻喪失了兩者的競爭,也流失了各自的風格。”
“北京人藝那種氣場還在,這是非常寶貴的。”榮廣潤說,北京人藝經常提“戲比天大”,這幾個字在這次的5個戲裡都能看出來,“現在話劇很多,但話劇精緻的程度,藝術理想的追求程度不同,有的戲就是為了票房,所以可以遷就,馬虎簡單,但是在北京人藝戲劇裡面,是看不到的”。
上戲教授丁羅男十分感慨於北京人藝對戲劇文字的重視,“我們當下的話劇創作有一個貶斥文學的現象,但北京人藝在劇本創作上依然有很高的品質,這次的5個戲都得益於劇本的深刻內涵。我希望北京人藝這種對高品質的堅持、對戲劇文學的堅持,能為當下的戲劇包括商業戲劇樹立標杆。”
而文藝評論家毛時安最後發言時表示,北京人藝這次帶來了一種文化氣象。一是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二是一種虔誠的藝術精神;三是一種藝術的純粹性,始終堅持話劇是“話”的藝術;四是北京人藝60年來一以貫之的文化立場,那就是始終有對世道人心變遷的忠實記錄、對人性入木三分的挖掘、對人無微不至的關懷。他最後說,“我們要國家的話劇院幹什麼?國家話劇院就是代表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的標高,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標高。”
人藝要向上海學“機制”
在座談會上,包括上戲教授丁羅男在內的一些專家,並沒有迴避此次演出的一些問題。甚至有人坦言:“相比1988年的5臺戲,這次的戲顯得還是弱了些。”而北京人藝也深知劇團面臨的問題。在研討會之初,院長張和平就誠懇地表示:“我們這次來,不是受表揚的,是來接受檢閱的,就是希望上海的同行們、專家們和觀眾給我們挑刺,因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才能夠做得最好。”
《窩頭會館》的編劇劉恆雖然是北京人藝的外援,但在座談會上卻十分認真,從頭到尾認真做筆記。在王安憶談完對《窩頭會館》的感受後,劉恆被主持人要求談一談自己的想法,劉恆說:“我一直有個認識,就是,通常你如果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長處,它是不會丟掉的,就好像基因一樣。但同樣的,如果你也認識不到自己的短處,它也不會脫離你。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耳朵是個敏感的雷達,能捕捉到大家的各種資訊,特別是我的短處。”
演員濮存昕作為北京人藝的副院長,在座談會的最後做總結髮言時也十分真誠,他說:“我們到上海來做交流,才會有這樣的心心相映。這次來上海的演出是今年北京人藝60週年的重頭戲,票房和影響力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北京人藝。上海一直是我們心儀的舞臺。我們演員在臺上每一次謝幕都是由衷的,每一次說謝謝上海也是由衷的。”而作家陳村發言時,描述北京人藝的藝術家們更像是手藝人,觀眾喜歡他們,是因為他們“活好”。濮存昕借用了陳村的發言總結道:“我們回去以後,要運作出好的文學作品,拿出我們自己好的活,再來上海。”
座談會間隙,濮存昕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毫不迴避自己劇團面臨的問題:“北京人藝就是個劇團,不談什麼國家第一,承擔什麼歷史責任,我們要做的就是把老前輩創造的最好的東西傳承下來,自己也得有創作。在我看來,《窩頭會館》的最大價值在於體現了人藝對這群演員的教育成果。”但濮存昕坦言,這樣的優勢和家底正在慢慢流逝:“我父親蘇民在北京人藝參加了六期學員班的教學,宋丹丹、楊立新都是我們劇院培訓班出來的,他們對劇院的感情是不一樣的。”但讓濮存昕憂慮的是,現在這種學員班的人才培養方式中斷了。而更難堪的是,北京人藝歷史上並沒有導演培訓班,戲劇學院的導演訓練和劇院的需要多少有些脫節,“所以,你看,我們的年輕導演,在哪兒呢?”
在上海的20多天裡,濮存昕也去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看了演出,他毫不諱言上海話劇的靈活機制是走在人藝和全國前頭的:“我們也嘗試搞專案制,設立製作人,但搞了兩三年沒搞起來。但若有一天必須要面向市場了,我們遲早要向上海學習,畢竟製作人制、專案制是國際趨勢,全世界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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