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浩：熱錢來了青年導演的處境更差了，買IP的人更焦慮

核心的來說，我覺得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輸出和表達，表達者要了解自己表達的是什麼，而且你可以不僅僅透過這一種渠道去表達，我希望永遠在表達我的價值觀。

上海電影節行程過半，影業大佬、媒體記者們穿梭在各種論壇、“XX之夜”上，人人都在談論如何利用網際網路改造電影業，怎麼能買到更好的IP以及IP如何變現，“資本”“熱錢”“泡沫“成為關鍵詞，在一個名為票房如何“超美”的論壇上，李安導演用一句“我們能活這麼長，急什麼？” 給正在”大躍進“的中國電影人潑了把冷水。

在上海電影節金爵獎創投環節中，甯浩導演背後的的壞猴子影業新星導專案拿出了15萬獎金給獲獎的青年導演牛涵。

記者找到甯浩導演聊了聊，他穿著藍色的T恤衫，一改媒體圈傳說中“很難聊”的狀態，談興正濃。我們從洋務運動聊到海洋文明，從宇宙大爆炸聊到正在籌備拍攝的劉慈欣科幻作品《鄉村教師》，他稱之為“瘋狂外星人”專案。

在一個多小時的對話中，我們同樣談到了熱錢、資本和IP，甯浩對此非常清醒，他說他的壞猴子工作室永遠不會買IP，而相比自己出來拍電影時的市場，現在的青年導演在看似熱鬧的中國電影市場中可能反而處境更差了。我們還談論了一百年的歷史裡中國人如何時時刻刻準備“超英趕美”，而現在的中國電影真的只剩學習好萊塢一條路嗎？

甯浩自述

可以吃西餐，沒必要做西餐

大家都知道，我的成名作《瘋狂的石頭》受惠於劉德華先生最開始的300萬基金，所以我一直對青年導演有一種想要幫助他們的原動力。6月底，我們壞猴子工作室會推出一個青年導演計劃，這個計劃我們籌備了一整年，也是壞猴子從導演工作室向平臺化轉型的開始。

對壞猴子成立的意義，我摸索得越來越清楚。我經常思考一個問題，拍電影的目的是什麼？拍電影其實只是手段，拍電影不是目的，比如我不拍電影了，我可以去畫畫，去寫東西，做生意，但我發現到最後做的所有東西，背後都是需要富含價值觀的。作為一個有價值觀的產品，在我看來才是一個有價值的產品，這是我區分娛樂產品和文化產品之間的差別。

壞猴子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東西叫做創造，因為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時刻，我覺得往往是創造，創造和破壞這兩件事情是非常有價值的，是推進世界發展的方式。

中國在一個鉅變之下，我覺得多談一些創造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我一直認為這一百年來，中國曆代的偉人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一種強烈的自新和要加入世界先進行列，擺脫落後形態的程序中。

一百年來，我們所有的偉人乾的都是這一件事情，都是這一件事情讓這艘大船掉頭然後走向現代化，最初從器物上改變，到逐漸地深入到生產力結構，再到現代的思潮和民主意識覺醒，變成今天，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叫生產力轉型，我們擺脫了從農業控制生產力然後進入到工業化的現代城市文明，這是創造的力量。

第二是本土性，我一直堅持要做本土的東西，而不是簡單的學習好萊塢。好萊塢電影中的任何一個型別都是與他本土有緊密聯絡的，而不是我們，由於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不同的土地屬性，其實會導致故事有不同的形態，而型別也不會與別的土地上的型別相同，所以本土性是特別重要的。

有人問我這是因為害怕美國的文化輸出嗎？我並沒有這樣的文化焦慮症，就像我會買進口的東西一樣，看好萊塢大片能填充我的娛樂時間，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我可以吃西餐，沒有必要做西餐，做本土型別原創需要勇敢，需要嘗試，需要向死而生，需要抱著必輸的決心去做“創作”這個事情。

第三我覺得當代性也是特別重要的，我不迷信經典。我以前是學畫畫的，不斷地受到“經典”壓迫，受到“過去”的壓迫。當成為經典的一部分，它就已經變成標本，它是一個失去活性的東西，我尊重“標本”的價值但是我不能拿它來指導和反映我們當下的生活，所以我反對照搬傳統經典。

核心的來說，我覺得唯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輸出和表達，表達者要了解自己表達的是什麼，而且你可以不僅僅透過這一種渠道去表達，我希望永遠在表達我的價值觀。

熱錢飛來飛去，對青年導演是個考驗

2012年，我與程耳導演合作了電影《邊境風雲》，這是我第一次做監製，有所收穫，加上我之前得到劉德華先生的資助，這兩件事都讓我覺得：為什麼我不能繼續這種力量去幫助其他的年輕導演，產生新的血液，雖然不是說他一定需要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類似品味的作者可以團聚起來。就能夠更大面積和範圍去表達我們的價值觀，我覺得這個對於我來說是最有價值的一件事情。所以壞猴子的平臺化對我來說，也是非常興奮的事情。

平臺只是說吸引來大家有類似見解的人，有差不多大家能認同我們價值觀的夥伴，但是這個仍然是平臺，平臺也鼓勵大家都去表達，每一個人都去表達。然後來把我們類似的這種聲音擴散出去，因為其實我知道，有我這樣類似價值觀的導演不僅僅是我。

壞猴子的願景希望是做亞文化的第一品牌，我們並不想做主流文化的大品牌，我覺得亞文化是一種保持先進性的方式。你處在一種就是說亞文化的狀態之下，你其實是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個狀態。我特別喜歡傳奇影業，我會覺得他們會很有個性，特別精準地定位於它的亞文化群體，在這個亞文化群體當中把它的美學做到極致。

很多時候，我是讓自己再變得不主流一點。我從來不在乎最廣泛的市場，也不受到他們的誘惑，如果我有誘惑，早年就去做生意了。

我們現在很繁榮，有很多熱錢，這一方面對產業是有幫助的，如果都沒有市場，沒人看電影，也就沒那麼多電影，沒有錢就不會吸引更多的人才進入產業，也就不會提高質量；但另一方面熱錢太多的時候對於工匠精神也是有影響的，因為你太難考驗這個人的定力了，那麼多的錢飛來飛去，明天就讓你做，後天就怎麼拍大片，然後怎麼怎麼樣，拼命地給你加碼，我覺得東西還沒做好就上市，武功還沒練好就上擂臺。有的武功真的是要在小片裡面練的，某些武功是在某些情況下才能練成的。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還是應該有一個長遠發展和看待這個事情的眼光才行。

現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有一點蠻複雜的，有一種誘惑。這種外界的誘惑和亂可能是所有這些青年導演最大的問題，容易在方向上迷茫和受到誘惑影響。因為困難好過於迷茫。雖然有阻力沒有關係，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兒，但是好過亂七八糟地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的迷茫。

買IP的人更焦慮

在這個“亂時代”，我一點都不亂，我很清楚我自己還是要去哪裡，我的思路很清楚，我的作品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公司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的公司和我個人的創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都分得非常清楚。我只做我會做的事情。他們有人跟我說，“你現在做得也夠晚的”，我說不晚，我只是想清楚了再做。因為對我來說，慢就是快。

任何一個事情的培養，它都有一個長線的考慮，就像我們說對於新導演，我們並沒有說，新導演來你就來賺錢，我說那你要來拍電影，第一重點是你可以做一部電影。我現在跟我合作的新導演都說，“兄弟們第一部不要賠太多了，控制好你的成本。”可以賠一點。沒有關係，我是有這個心態的。

任何一顆樹要長成，是需要時間、精力和週期的，如果你沒有一點它可以不掙錢的心態，我不覺得應該做這個事情。因為任何東西的養成，學會和慢慢成熟都是有一個發展階段的。

對未來的新導演，我的態度也是不用著急，沒有要求你們一定要掙錢，掙錢是操作者的事情，而不是創作者的事情，就像我今天頒獎的時候，看到獲獎的新導演，我感覺到一種這個導演很自己的東西，這個東西最有價值，賣不賣錢不用考慮它。那個最有價值，把你自己的東西表現出來就好了。

在創作上我一如既往地焦慮，一直都在焦慮，因為創作就是一個不停的，是一個探險的過程，不停地在試水和試險。

但創作的東西跟這個事情一點關係都沒有，一毛錢關係都沒有。給你十個億你寫出一個好劇本來？你買都買不回來。很多人和公司很有錢，但是也不見得能寫出好東西來，這是兩件事情，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更焦慮，比如說劉慈欣我特別尊敬他，《鄉村教師》的拍攝我籌備了很久，最近才算想清楚了到底怎麼拍，我會更願意跟劉慈欣合作，而不是買他的IP，或者我不視為說買他的作品叫做買IP，壞猴子永遠不會買IP。

編輯：yvonne